(网经社讯)我常说，中国正站在一个“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路口。两个时代的洪流撞在一起，把商业的逻辑、产业的边界、价值的定义，全都泡在水里重新洗牌。

钟睒睒在央视那番“炮轰”，我看到了。他骂平台是“更强势的中间商”，说电商“杀”了线下零售，批“唯价格论”扼杀创新。话很重，共鸣也不少。吴晓波说“不敢苟同”，强调电商的普惠与效率。

这场争论热闹，但在我看来，双方在争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钟睒睒说的是平台的“权力越界”，吴晓波捍卫的是平台的“效率革命”。两者都只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要看清全貌，得从服务经济学的“叠加时代”视角往下看。

一、平台是什么？不是“中间商”，而是“服务生态的粘合剂”

钟睒睒把平台定性为“更强势的中间商”，这个判断，停留在“渠道对抗”的旧叙事里。

我的研究中反复强调一个词：现代服务业是产业的“粘合剂”与“制度基石”。平台是什么？它恰恰是数智时代最高效的“粘合服务”提供者——它粘合了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乡村与城市、创意与市场。

吴晓波说得对，电商让偏远山区的农产品直达城市餐桌，让小微企业获得近乎零成本的创业通路，催生了快递、直播、数字内容等庞大新就业。这不是“中间商”的压榨，而是服务可贸易、可分工、可全球化带来的效率革命。

我的理论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赞美。我同样指出，平台经济的“内卷式”竞争已形成多维度负面效应，涵盖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三大领域。

问题不在“平台”这个形态，而在“内卷”这个病灶。

二、“从个体到主理人”：数字平台催生的服务革命，才是这场变革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钟睒睒看到了平台对线下零售的冲击，但他没有看到的是：平台正在把千千万万的普通个体，变成面向全社会的“主理人”。

这是服务经济在数智时代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我做过一个统计：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者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收入——他们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短视频创作者、数字设计师、知识付费讲师、社区团购团长、跨境电商卖家。放在二十年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要么依附于某个组织成为“单位人”，要么被隔绝在主流商业体系之外。

数字平台做了什么？它做了一件传统商业体系从未做到的事：把“服务能力”从组织垄断中解放出来，直接与“社会需求”对接。

一个小镇青年，过去只能在本地开个小店，服务半径三五公里。今天，他可以在抖音上教人弹吉他，学员遍布全国；一个退休厨师，过去只能在家做饭给家人吃，今天，他可以在小红书上传菜谱、开直播教学，成为几十万人关注的“美食主理人”；一个山区的果农，过去只能把水果低价卖给中间商，今天，他可以自己开直播间，让消费者看到果树开花、结果、采摘的全过程，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果子卖出去。

这些人，不再是“被雇佣者”，不再是“渠道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CEO。

这就是我从服务经济学角度反复强调的一个判断：数字平台的最大贡献，不是“让商品更便宜”，而是“让服务能力可交易、可定价、可规模化”——它让每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创意、劳动，都有了直接变现的可能。

钟睒睒说线下逛街能激发“偶然的消费创造力”，这话不假。但我想问：一个山区的果农，过去逛遍整个县城，能激发什么创造力？一个三线城市的程序员，在线下能接触到多少前沿的技术需求和创新机会？

数字平台打开的，恰恰是这种“物理空间无法提供的可能性”。它让一个甘肃的农民能和深圳的设计师协作，让一个成都的厨师能把火锅底料卖给纽约的华人，让一个只有三五个人的小微团队能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客户。

这不是“中间商”在压榨，这是“服务基础设施”在赋能。平台的本质，是降低了“连接”的成本，提高了“匹配”的效率，让服务经济的毛细血管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

三、内卷之害：从“服务粘合”滑向“规则压榨”

但我必须话分两头。

钟睒睒真正切中的，是平台从“服务提供者”异化为“规则主宰者”的危险趋势。我的调研中总结了内卷的三大典型乱象：

其一，算法歧视。出行平台设置“爆款竞价”，不接受降价的商家被限流；电商平台将价格力设为最高优先级，商家流量与“最低价协议”直接挂钩。这不是市场公平竞争，而是规则制定者对参与者的单向挤压。

其二，虚假宣传。直播间动辄“全网最低价”，实则虚构比价。海南某公司因伪造成功案例被罚200万元并吊销执照，这只是冰山一角。

其三，数据黑箱。平台对每一笔交易的抽成，算法复杂、规则多变，商家卖完货算不清利润。这与我主张的服务透明化、可追溯、可评估背道而驰。

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结构失衡与资本驱动异化——头部平台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赢家通吃”之下，中小玩家只能靠非理性补贴拼命，形成“低价-低质-更低价格”的恶性循环。当平台从“赋能者”变成“主宰者”，那些被赋能的主理人，就可能从“独立的市场主体”重新沦为“算法的附庸”。

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四、“一切产业皆服务”：跳出渠道之争，重思价值创造

钟睒睒与吴晓波的辩论，本质上还在争“线上好还是线下好”这个过时的问题。叠加时代最根本的转变，是价值创造逻辑的全面重构。

我在“数智服务札记”里反复写过一个公式：产品价值 = 功能价值 + 情绪价值 + 资产价值。

一台65英寸智能电视如今不到普通工人半月工资，而家政服务月费已近六千——这个价格倒挂说明，“物”变得廉价，“服务”变得昂贵，消费者愿意付费的核心，早已从“拥有产品”转向“获得体验”。

线下实体零售被冲击，深层原因不是电商“更便宜”，而是很多线下场景提供的“服务价值”不足以支撑其溢价。逛街如果只是换个地方比价，当然会被替代；但如果逛的是“场景”、买的是“体验”、消费的是“情绪价值”，线上永远无法取代。

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的蝶变就是明证——从一条传统数码街，变成全国首个“数字生活体验街区”，靠的是将消费从“交易”升维为“体验”，从“物的满足”升华为“心的共鸣”。

五、出路：让平台回归“赋能者”，让主理人成为“创新者”

这场辩论的终点，不该是“站队”，而是“破局”。

第一，监管要补位，不能让平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2025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增设“强制低价销售”禁止条款，但平台经济的动态竞争、数据驱动特征，使传统法律工具在垄断认定、用工关系界定上仍有适用困境。算法抽成透明化、数据规则可解释、禁止“二选一”等，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

第二，平台要进化，从“流量贩子”转向“服务生态共建者”。我主张平台经济从“流量内卷”的零和博弈，转向“价值创造”的良性发展。这不是道德呼吁，而是生存需要——当GMV增速从60%骤降至30%以下，靠低价补贴换增长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平台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谁的流量更便宜，而是谁能帮助更多“主理人”建立自己的品牌、沉淀自己的用户、创造独特的价值。

第三，实体商业要转型，从“卖货架”转向“卖场景”。未来不是线下被消灭，而是低服务价值的线下被淘汰，高服务价值的线下获得新生。能提供独特体验、情感链接、即时交互的实体空间，其价值在叠加时代反而会被重估。

结语

钟睒睒的“炮轰”值得尊重——它提醒我们，效率不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公平、活力、创新同样重要。吴晓波的“不敢苟同”同样值得倾听——它提醒我们，别因看到阴影就否定光的方向。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当我们还在争论该走哪条路时，时代已经把路修成了立交桥。

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的叠加，不是二选一，而是如何融合、如何平衡、如何让“粘合剂”不变成“枷锁”，让“基石”不压垮“生长”。

而数字平台让千千万万个“个体”变成“主理人”这件事，恰恰是这场变革中最具生命力、最不该被忽视的进步。它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知识、技能和创意，都有了直接面向社会、创造价值的机会。这不是渠道的替代，这是人的解放。

这才是这场辩论真正该通向的地方。

（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