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先说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结构性机会，不在制造业的产能扩张里，在14亿人的日常生活场景里。

这不是说制造业不重要。恰恰相反，中国制造业已经强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什么都能造，而且造得够快、够便宜、够多。202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稳定在30%以上，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家电、消费电子，没有哪个品类是我们拿不下来的。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当“造得出来”已经不是瓶颈的时候，增长的约束就从供给侧转移到了需求侧。

需求侧缺什么？缺的不是钱，缺的是“值得花钱的服务”。

过去几年大家老在吵“消费降级还是升级”，我觉得这个争论本身就没抓到重点。真正在发生的事，不是人们不花了，是人们在重新选择“为什么花”。年轻人不再为logo买单，但愿意为“20分钟搞定一顿全家都能吃的健康晚饭”付钱；老人不想被当成“养老耗材”，但愿意为“能自己下楼买菜、不用麻烦子女”的适老服务付钱；大家不信网红营销，但愿意为“出了问题有人兜底”的信任机制付钱。

这叫消费降级吗？这叫欲望迁移和价值重排。

需求还在，体量还在，只是它从“买一个东西”变成了“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解决方案，本质上就是服务。

二

我在《数智服务札记》里反复提过一个观点：数智经济最大的贡献，不是让交易更快，而是让服务可编程。

传统服务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不可扩展”。一个好的理发师一天只能服务20个人，一个好厨师一天只能做50道菜，一个好护工一天只能照顾3个老人。服务的供给天然受限于人的时间和技能，所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低于制造业，这是鲍莫尔成本病的根源。

但数智技术改变了这个函数的变量。

当服务被数字化、被模块化、被平台化之后，它就开始具备“可复制、可规模化、可持续迭代”的特征。你看瑞幸，它卖的是咖啡吗？表面上是，实际上它卖的是一个“20元以内、3分钟拿到、品质稳定、随时随地”的咖啡服务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背后，是供应链数字化、门店运营标准化、用户数据实时反馈——每一杯咖啡都是一次服务流程的闭环执行。

再看养老服务。传统的养老院模式是“把人集中起来管理”，这是工业时代的逻辑。而数智时代的养老逻辑应该是“用技术把服务送到人身边”。一个可穿戴设备、一个远程问诊系统、一个社区配送网络，就能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保持生活主权，同时获得专业的照护服务。这个市场有多大？2亿多60岁以上人口，哪怕每人每年在居家养老服务上花5000块，就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数智服务创新的本质，是用技术的可扩展性去解决服务的不可扩展性。

三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里看：制造业和服务业到底是什么关系？

传统经济学把这两个部门割裂开来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线性递进。但在数智时代，这种划分越来越没有意义。好的制造业离不开好的服务，好的服务也离不开好的制造。

举个例子。一台新能源汽车，硬件层面是制造业，但它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在电池续航和加速性能上了——这些大家都做得差不多。真正的差异在哪儿？在智能座舱的体验、在OTA升级的频率、在充电网络的服务覆盖、在事故后的救援响应。这些都是服务。换句话说，汽车的“产品”已经从一个物理物件，变成了一个“硬件+软件+服务”的连续体。

再往深一层想：制造业的附加值，正在从“造”向“用”转移。过去我们赚的是生产环节的钱，未来我们赚的是使用环节的钱。一台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后续的运维、数据、优化、升级，才是长期收入的来源。这就是“制造即服务”（MaaS）的逻辑。

从宏观数据上也能看到这个趋势。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7.7%，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美国80%左右、日本70%左右），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渗透率还不到30%，这意味着——服务消费的增长空间，叠加数字化的效率提升，将构成下一轮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

四

再来说服务贸易。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增量空间。

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1.19万亿美元，但服务贸易逆差也在持续。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高端服务领域——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国际物流、专业咨询、数字内容——的竞争力还远远不够。我们出口的是“服务的人”，而不是“服务的系统”。

什么叫“服务的系统”？就是你能把一个服务流程标准化、数字化、可输出，然后卖到全球去。

举个可能有点意外但非常典型的例子：中国的移动支付。表面上看这只是个支付工具，但它背后是一整套小额高频交易的信用评估、风险控制、用户运营系统。这套系统在东南亚、非洲、中东都有巨大的需求。输出支付工具是第一步，输出支付背后的服务能力才是真正的价值。

再比如，中国在智慧养老、社区团购、即时配送、在线教育这些领域积累的运营经验，放到很多国家都是领先的。这些“数字化服务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可输出的产品，而且边际成本极低、附加值极高。

我在《数字服务杂记》里写过一句话：“制造业的产品是运出去的，服务的系统是长出去的。” 运出去的受制于关税、物流、地缘政治，长出去的则嵌入当地的生活场景，粘性更强、护城河更深。

五

那问题来了：服务消费要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需要什么？

我说三个关键点。

第一，需要供给侧的创新，而不是需求侧的刺激。

发消费券、搞补贴，这些短期有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值得买的服务”。你去看看现在的服务市场，低质量的供给过剩（千篇一律的网红餐厅、千篇一律的民宿、千篇一律的健身课程），而高质量的供给极度稀缺（专业的居家护理、可靠的儿童托管、有温度的社区服务）。这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错配。

第二，需要“信任”成为基础设施。

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最大的区别在于：商品可以看、可以摸、可以试，而服务是“先买后体验”的。你买一个保洁服务，付钱的时候并不知道来的阿姨干得好不好。这就意味着，谁能帮用户省掉“验证成本”，谁就能占据市场。胖东来的成功不是偶然，它本质上是在建立一个“出了问题我兜底”的信任系统。这个系统，比任何营销都有竞争力。

第三，需要重新定义“基础设施”。

过去我们说到基础设施，想到的是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这些当然重要。但在服务经济时代，基础设施还包括社区服务网点、养老助餐网络、儿童托管空间、数字化服务平台。这些“软基建”，才是服务消费能够落地生根的土壤。

六

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判断。

中国制造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从“短缺”走向“丰裕”。接下来的问题是：丰裕之后，我们为怎样的生活而制造？

一辆车的价值，不在于它每小时能跑多少公里，而在于它能不能让一个家庭在周末安心出游。

一个社区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商业面积，而在于老人能不能自己下楼吃口热饭、孩子能不能放学后有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一个城市的价值，不在于它的GDP增速，而在于外来务工的人敢不敢在这里租个房子住下来，把家人接过来。

这些，都不是“造出来”的，是“服务出来”的。

14亿人的真实生活任务，是一个比任何制造业集群都庞大的系统。谁能把这些问题拆解成可执行的服务流程、可规模化的数字系统、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谁就是下一轮增长的赢家。

而这个赢家，大概率还是中国企业。

因为我们既有全球最强的制造业底盘，又有全球最丰富的数字化服务场景，还有全球最渴望被服务的14亿人口。

三个条件叠加，这就是我说的——结构性红利。

（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