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理由是“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两人共享一个关键词：预期。

霍尔研究家庭如何预期未来收入，伍德福德研究央行如何引导市场预期。一个从消费端入手，一个从政策端入手，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预期，如何汇聚成宏观经济波动；政策又如何通过影响预期，来稳定经济。

看到这个奖，我的第一反应是：服务业的运行逻辑，与这两位揭示的预期机制高度同构。

一

霍尔1978年提出“消费随机游走”理论。核心判断只有一句话：理性消费者不会因为今天多赚一百块就改变消费习惯，他看的是这笔钱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只有改变了对未来收入的长期预期，消费才会真正改变。

这个理论对服务消费的启示，比商品消费更深刻。

商品可以库存，可以比价，可以退货。服务不行。你去一家餐厅吃饭，菜好不好吃，要等端上来才知道；你请一位家政阿姨，干不干净，要等做完才清楚；你看一次病，医生水平如何，要等疗效出来才有判断。服务消费有一个天然的“信任缺口”——你必须在体验之前就做决定。

这意味着，服务消费是预期最敏感的消费类别。一个人如果预期明年收入会下降，他首先砍掉的不是吃饭，而是旅游、美容、健身、课外培训。服务业的波动，本质上不是供给问题，而是预期问题。

二

伍德福德2003年出版《利息与价格》，核心贡献是把货币政策的重心从“当下”推到了“未来”。他证明了一个关键机制：企业定价是前瞻性的。厂家预期对手涨价、成本上升，就会提前提价。所以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会直接影响当下的物价。

这个逻辑放到服务业，更加成立。

服务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服务质量的定价。你在网上订一家酒店，标价八百块，你付钱的时候并不确定明天入住时会不会满意。你支付的，其实是你对“明天会得到什么服务”的预期。

数字平台做的，本质上就是伍德福德说的“前瞻性指引”——用评分、评论、信用体系、算法推荐，把消费者对未来服务质量的预期，变成可量化、可传播、可定价的信号。一家餐厅在平台上评分4.9，不是因为过去每一道菜都完美，而是因为平台让消费者相信，未来你吃到的那道菜，大概率也是完美的。

这就是服务经济的“预期定价”机制。商品的价格由成本和供需决定，服务的价格越来越由信任和预期决定。数字平台最根本的贡献，不是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是让预期从模糊变得可信。

三

伍德福德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判断：央行调节经济的工具是利率，不是货币量。

他复兴了维克塞尔1898年的“自然利率”概念，并现代化为“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均衡实际利率”。政策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经济扩张；高于自然利率，经济收缩。在无现金经济的极限情形下，货币政策依然能通过利率规则有效运作，货币只是计价单位。

这个框架对服务经济有一个重要推论：服务业也有自己的“自然增长率”。

一个经济体的服务业增速，如果持续低于其潜在增长率，就会出现“服务产出缺口”。这个缺口的存在，意味着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就业和收入预期就会转弱。而服务业是吸纳就业最多的部门，服务产出缺口一旦形成，就会通过收入预期传导到消费端，形成负向循环。

这解释了为什么2021年以来部分经济体在增长放缓时仍选择紧缩。因为产出缺口偏正，通胀压力犹存，此时放松反而可能加剧预期失控。对服务业而言，这意味着：服务业的复苏，不能只靠需求端刺激，更要靠预期端的修复。当人们对未来收入有信心时，服务消费自然起来；当预期转弱时，发再多消费券，也只会被存起来。

四

回到中国。

去年以来，中国消费政策有一个明显变化：从“发钱”转向“贴息”。2025年8月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出，年化1个百分点贴息。2026年10月1日，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全国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可享最高100万元贷款规模、年化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

这个转变，从霍尔的理论看，是找对了方向。

每月省下几百块钱，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永久性收入”，按理说霍尔会告诉你：这不会显著改变消费计划。但政策的关键不在于这几百块钱本身，而在于它传递的信号：政府在长达五年的时间窗口里持续贴息，消费者感受到的是，未来的还款压力被系统性地降低了。这不是一次性补贴，而是对未来收入预期的实质性修正。

浙江的实践提供了地方样本。2026年出台的“民营经济新增13条”，政策导向明确写入“提振信心、稳定预期、支持发展”。投资领域从国家规定的7个拓展至9个，具备条件的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这些政策用一句话概括：不是给企业一笔钱，而是给企业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从服务经济的角度看，这才是真正的“前瞻性指引”——政府用自己的行动，为市场提供关于未来的可信信息。

五

伍德福德理论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维度：预期引导的“一致性”。

他反复强调，央行的政策不仅要考虑今天，还要考虑明天、后天。政策信号一旦前后矛盾，市场的预期就会紊乱，传导链条就会断裂。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告特别指出，当政府与中央银行就政策计划作出清晰沟通时，便能影响家庭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将经济引向正确方向。

这句话放到服务经济领域，分量更重。

服务业的交付，高度依赖多主体协作。外卖平台、商家、配送体系、支付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信号紊乱，都会破坏消费者对整个服务链的信任。央行有央行的预期，财政部有财政部的预期，各部门信号不一致，微观主体的信心就会被干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其他部门的一体优势，要让“1+1>2”——这正是在回应预期管理中最棘手的问题。

我有一个判断：服务业的竞争力，最终不取决于单个企业多强，而取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信号是否一致、是否可信。消费者相信的，不是你一家平台，而是你背后那一整套服务体系。

六

霍尔和伍德福德用毕生研究告诉我们的，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件事：宏观政策能不能抵达微观体感，取决于它能不能管住预期。

服务经济的未来，不在于算法多精准、平台多大，而在于它能不能让消费者相信——明天会更好。这种相信，是最大的消费动力，也是最稀缺的经济资源。

中国消费政策的下一程，关键不在于发了多少钱、降了多少息，而在于这些政策能不能凝聚成一股清晰的、一致的信号：未来是稳的，值得花钱，值得投资，值得期待。

预期的背后是信心。信心稳住了，宏观政策才能真正抵达微观体感。这就是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服务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一堂经济学课。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