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2010年8月18日，南京国际会议中心。

江苏省委领导干部学习会，我讲一个半小时。题目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江苏经济转型升级》。同台的是从新加坡飞来的南洋理工大学曹勇教授，讲新加坡经验。

上台前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给省委书记、省长讲课。那天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套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各市市委书记、市长，省各厅局的厅长和省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他们把我请去，不是听我念理论，是想知道：服务业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怎么发展？

幸好前些年，我刚刚参与了国务院7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调研和起草，在调研起草的二年中跑了大半个中国，对全国服务业的家底心里有数。2007年国务院出台这个文件，到2010年正是各地落实的关键期。但说实话，很多地方对服务业的认知还停留在“餐饮旅游”“商贸流通”这些传统概念上，对现代服务业的内涵、规律、路径，认识并不深。

那次讲课，我主要讲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服务业比重上升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主观意愿，是客观趋势。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平均7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55%左右，中国只有43%。江苏人均GDP当时已超7000美元，按国际经验，正是服务业加速发展的窗口期。窗口期抓不住，产业结构就会失衡，制造业效率也上不去。

第二个层次，为什么发展服务业？很多人误解，觉得就是“退二进三”，就是不要制造业了。我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服务业不是制造业的对立面，是制造业的延伸和升级。制造业的每个环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品牌运营、售后服务、金融服务——本质上都是服务业。制造里长得最好的那一块，就是现代服务业。

我打了个比方：制造业是经济的“骨架”，现代服务业是“肌肉”和“神经”。骨架再大，没有肌肉撑不起重量，没有神经指挥不动。江苏制造业体量全国领先，但很多环节还停留在加工组装阶段，附加值不高，利润率薄。根源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金融、物流、科技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这些，江苏占GDP比重不到16%，国际上制造业强的地区通常在25%以上。这就是差距，也是空间。

第三个层次，江苏怎么发展？江苏制造业体量大、门类全，但集中在中间环节，两端——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比较弱。所以路径应该是“从制造里长出来”，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围绕优势制造业发展研发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依托港口和交通枢纽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利用高校资源发展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抓住金融改革机遇发展产业金融和科技金融。

我还特别强调：政府能做的事是搭平台、定规则、养人才、造环境，但做什么业态、投什么项目，要交给市场判断。服务业是“长”出来的，不是“搬”出来的。

大概我讲课深入浅出、幽默风趣，讲到一半，台下气氛起来了。掌声、笑声，场子越来越热。讲完后，时任省委书记梁保华和省长罗志军主动走过来握手，说讲的非常好。梁书记扭头对旁边的教育厅长说了一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江苏没有像郑教授这样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教授？”

这话分量很重，我接不住，但记下了。

当晚原本是副省长曹卫星陪餐，梁书记改了安排：“晚上我亲自陪，要向郑教授请教。”那时还没有八项规定，陪餐的人自然多了一圈。饭桌上聊的还是服务业。那晚之后不久，江苏省政府聘我做了服务业发展的政府顾问。

此后，“十三太保”——13个地级市，一个一个来请。从苏南到苏北，从地级市到部分县市，我全走了一遍。这是我唯一讲遍所有地市的省份，不是浙江，是江苏。

后来，其他省也来邀请。

第一个是天津，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然后是上海，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再后来，四川、海南……前前后后，近10个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或者专题学习，先后请我去讲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全国大概一半的地级市也去了，从最北的黑河到南端的三亚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卫生部等部委，把各省厅长召集到一块儿，让我在培训班上给全国的省市发改委主任、财政厅厅长、商务厅厅长、卫生厅厅长讲服务业。

十五年，大半个中国。

广东的路径，四川走不了；上海的经验，到了天津要改一改。光讲概念没用，得让人听了能落地。也正是这些年奔波，我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和服务业的多样性，对各地创新性的做法，有了比书本上深得多的理解。

那段时间我还在一所大学当校长。行政事务排满，各地邀约不断。很多人问：你一个校长，哪有时间到处跑？

我说，讲课就是学习。

每次备课，必须把当地经济结构摸透——GDP构成、主导产业、就业结构、人均收入、城镇化率，都要拉出来看。服务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浙江民营经济活跃，适合发展电商、数字贸易；四川人口稠密、消费旺盛，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巨大；海南搞国际旅游岛，服务贸易是命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回春的药引子。同一个理论，到不同地方，侧重点完全不同。

学者讲学，不是念PPT。在省委中心组讲，干部听的是路径；在地方讲，基层听的是办法；在部委培训班讲，部长、厅长们听的是政策逻辑。三种讲法，三种准备，三种节奏。真正把服务业搞明白，不是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是一路讲、一路问、一路比出来的。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

那一年全国服务业占GDP比重43%，制造业占40%（不包含建筑业），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中国经济结构的历史性拐点。江苏40.9%，低于全国。工业太重，服务太轻。轻重之间，就是空间。

十五年过去，全国服务业占GDP比重57.7%，江苏也突破了52%。当年我在讲台上说的判断，很多成了现实；那些建议，很多落了地。

当然，今天的服务业和2010年很不一样了——数智技术全面渗透，平台经济崛起，服务贸易形态革命性变化（如数字贸易），我称之为进入了“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但2010年那个起点，那个从“要不要发展服务业”到“怎么发展服务业”的观念转折，依然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节点。

回望这十五年，加上前面十多年，我在各类论坛、讲堂，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集体学习会上讲服务经济、讲服务贸易、讲数智服务，算下来已有近四百场。

我有幸身处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亲身参与创建服务经济从一门边缘学科成长为今天的显学；推动这个学科走出象牙塔，走进国家决策的中心；看着中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994年我刚起步研究时的1.6万亿元，到如今80万亿元——三十年间，五十多倍的跨越。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服务经济的学者之一，能够见证它、推动它、参与它，是我这辈子最荣幸的事。

2010年8月，南京，一个半小时。那是我给省委领导讲课的起点。回头看，其实也是中国服务业从“认知滞后”到“战略共识”的一个切片。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