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一位在A省考取了养老护理员资质的中年女性，被平台派到B省一位失能老人家中。数字端的一切在几秒内就跑完了：算法匹配了距离最近、评分最高的她，健康数据实时回传，支付在线完成。但人到了门口，卡住了。B省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认A省的证，跨省执业需要重新备案，备案要提交纸质材料，两个省的清单还不一样。数智技术已经把“找服务”的效率推到了秒级，制度端却还停在“一张纸回到另一张纸”的节奏上。

服务送到了门口，进不了门。这不是个案，这是我称之为服务业“玻璃门”的典型截面：看得见市场，进不去；或者进去了，站不稳。我用这个意象，不是为了修辞，是因为它精确。66.3%的引擎在高速运转，但引擎盖下面，有一整套看不见的传动装置在空转。

先把这个理论说清楚。

我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双核理论”，第一核叫“黏合剂”，第二核叫“制度基石”。黏合剂解决“怎么连”的问题——研发、设计、物流、金融这些环节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又重新把碎片拼成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制度基石解决“怎么信”的问题——信用评估、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认证、合规审计，这些服务构成了市场经济的软基础设施，降低不确定性，让企业家敢于把真金白银投进去。

1976年诺奖得主希克斯有一个论断，我反复引用：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瓦特的蒸汽机之所以能走出图纸，不光是因为技术好，而是因为在它之前几十年，伦敦已经长出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银行体系。技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变量。一项技术能不能从“可行”变成“可规模化”，取决于它脚下有没有一套足够厚实的制度地基。

服务业今天遇到的，正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数智技术已经把“黏合剂”的能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智能合约、实时数据协同、AI驱动的供应链金融，让服务的生产与交付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精密。但我三维框架中反复强调的那个判断，现在被数据一次次验证：制度维度始终是最滞后的一维。资质互认难、数据流动限、监管标准异，这三道墙不拆，数字端的效率革命就无法完整传导到产业端。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已经从117项压到106项，“大门”在变宽。但“玻璃门”和“弹簧门”的实质，从来不写在负面清单上。玻璃门是“看得见却进不去”，弹簧门是“进去后却弹回来”——资质认定内外有别，跨区域备案互不承认，监管标准一地一策，这些嵌在操作惯例和地方保护缝隙里的东西，清单统计不到，但经营主体每天撞上的恰恰是它们。

再看一组让我无法回避的数字。

2026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62.8万亿元，占GDP比重5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6.3%，同比提高5.6个百分点。经济每增长三块钱，两块多来自服务业。服务零售额增速持续跑赢商品零售额，消费端的重心转移已经不是趋势判断，是既成事实。

但同期全国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10.0%，民间投资下降10.4%，扣除房地产开发后仍下降6.7%。2025年服务业总规模80.9万亿元，到2030年要迈上100万亿元，中间是约2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空间明摆着，资本却迟迟不肯大规模进场。

为什么？因为资本算账的方式，和统计报表不一样。66.3%的贡献率衡量的是“已经发生的产出”，投资看的是“未来能不能退出、能不能定价、能不能跨区域复制”。当护理员的资质跨不过省界，当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之后发现价格形成机制算不出一笔可持续的账，当数据要素在部门之间流不动——贡献率再高，也消解不了那个“进门之后怎么办”的疑虑。一个判断是准确的：服务业的发展逻辑，正在从规模增长转向“更深层的制度攻坚与动能转换”。动能转换的前提，是先把那些让资本“进得来、活不下去”的门拆掉。

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把“数据”和融资、用地、人才并列写进要素支持清单，又提“稳步推进公共事业领域价格改革”，信号是清楚的：决策层已经不只是在“给方向”，是在拆具体的障碍。价格改革这一句的分量，被严重低估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长期偏行政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让社会资本算不清账。“大门”开了，里面那扇门打不开，资本进来之后依然找不到一个可预期的回报结构。我常说中小企业最缺的两样东西——信任和可持续的账本——恰恰是制度基石不夯实就给不了的。全球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比重已达26.6%，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超过50%，而中国服务贸易占比仅14.6%，数字服务贸易仍存逆差，逆差中数字服务占比已从2015年的18%升至2024年的39%。“数字服务赤字”不是技术问题，是制度流动性的问题。

数字端的引擎已经在轰鸣。2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不在图纸上，在每一扇还没有打开的门后面。每打开一扇，被释放的不只是服务业的投资，是整个经济从66.3%的贡献率走向更高效率的通行能力。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业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