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一、2010年·乌鲁木齐·自治区党委中心组
那年四月,张春贤刚到新疆履新,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即将召开,“跨越式发展”是挂在所有人嘴边的一个词。我接到通知,给自治区党委理论中心组集体学习讲服务贸易。

说实话,当时全国的服务经济氛围并不浓。2010年全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才43%,我跑了十几个省,很多地方领导开口还是“工业立市”“项目为王”,服务业在他们眼里是“锦上添花”。我在东部沿海讲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家听得进去,因为他们已经被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逼到了墙角。但在西部,我心里没底。
到了乌鲁木齐,进了会议室,看到张春贤书记和自治区党委班子坐了一屋子。我的开场没有讲理论,先问了一个问题:“新疆的货物贸易做得很大,边贸占外贸总额一半以上。但每赚一块钱,有多少真正留在新疆?”
没人接话。我接着说:新疆的通道优势是天然的,但通道经济不等于属地经济。货从霍尔果斯出去,结算在哪里?保险在哪里?物流增值在哪里?如果这些环节都不在新疆,那口岸再忙,也只是一个“过路站”。我给新疆开的方子就一句话:服务贸易不是“配菜”,是跨越式发展的“主菜”。把物流、结算、仓储、分销、金融这些服务增值留在本地,通道才真正变成增长极。
二、喀什·五口通八国
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之后,商务部启动智力援疆工作——“商务部援疆商务人才培训计划”。项目经费由商务部统筹安排,采取专家入疆送教上门模式,赴新疆各地州市,面向当地商务系统干部开展专题业务培训。我受聘为首席专家,此后四五年间,先后四次入疆。

第一次以商务部援疆培训计划首席专家身份到喀什,大概是2011年前后。商务部搞这个计划很务实——不给新疆商务干部讲大道理,就是让懂行的人下去,一个个口岸、一个个地州地讲。
喀什的口号叫“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地理位置确实好。但我在喀什调研看到的是另一幅画面:做边贸的企业规模小,多数是“倒买倒卖”的模式,进口几乎为零。2010年喀什进出口总额9.1亿美元,出口9.1亿,进口只有117万。这个数字我当时在讲台上念出来,底下有人笑了,笑完沉默。
我在喀什讲的主题是“边境贸易的升级方向”。我说,边贸的本质不是赚差价,是赚服务。报关、退税、融资、信保、翻译、法律——这一整条看不见的服务链,才是边贸真正的利润池。喀什当时最缺的不是政策,是这条链子上的专业能力。没有这条链,口岸流量再大,也只是帮别人数钱。
三、乌鲁木齐·商务系统的干部们
第二次到乌鲁木齐是在商务部的系列培训里。这一次听众变了,是全疆商务系统的干部。这批人和我一样,常年跑口岸、跑边贸,知道实际困难在哪,但往往缺一个系统性的框架。
乌鲁木齐的枢纽地位是明摆着的——陆港型、空港型、商贸服务型三大国家物流枢纽叠加,铁路日均办理客货车两万余辆。但我跟他们说:枢纽这个词的重点不在“枢”,在“纽”。有多少货从乌鲁木齐过,这不是本事;有多少服务在这里完成,才是本事。一个集装箱从乌鲁木齐编组出发,货源可能来自浙江,结算可能在上海,保险可能在北京。“纽”就是把分散节点连成网络的那根线,而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这根线。

我在那次培训里反复说一个判断:新疆的服务业和东部不一样。东部的服务业是“内生”的,是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长出来的;新疆的服务业是“外引”的,是先有通道、有政策、有需求,然后逼着你把服务体系搭起来。路径不同,但方向一样。
四、伊宁·霍尔果斯的另一面
伊宁的地界上有霍尔果斯。我第四次入疆的时候,跨境电商正在起来。霍尔果斯做跨境电商有天然优势,面向中亚、俄罗斯市场,政策也活。数字很好看,但我提醒在场的商务干部注意一个本质问题:跨境电商的核心不是“电商”,是“服务”。

一个哈萨克斯坦消费者在平台上下单,支撑这笔交易的是什么?跨境支付、电子认证、物流追踪、售后仲裁、多语言客服——每一环都是服务。霍尔果斯当时有几十家跨境电商企业,但背后的服务生态远没有跟上。中亚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正在从“买得到”转向“买得好”,“买得好”的前提是服务跟得上。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本质上不是在卖货,是在卖一套跨境服务能力。货是载体,服务才是产品。
五、库尔勒·腹地的逻辑
第五次入疆是在库尔勒。巴州的首府,不靠口岸,不沿边境,看起来和服务贸易离得最远。但正是这个地方,让我把新疆服务业的逻辑想得更完整了。

喀什、霍尔果斯在做通道经济,那库尔勒这样的腹地城市在做什么?答案是“被服务”。南疆的农产品、矿产要从库尔勒或喀什出运,需要的是冷链仓储、分拣包装、质量检测、品牌设计。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不在口岸,在产地。库尔勒的香梨要卖到中亚,卖的不仅仅是梨,是“库尔勒香梨”这四个字背后的标准、认证和品牌溢价——而标准、认证、品牌,全是服务。
叠加时代的边地困境
五次入疆,从2010年到后面几年,我讲的东西表面在变,内核没变:新疆的经济要换一个操作系统。货物贸易的思维是“把东西卖出去”,服务经济的思维是“把价值留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算法。
但今天回头看,新疆的服务业面临一个更深层的张力。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7%,比十五年前有了长足进步。但同年全国服务业占比是57.7%,新疆差了近十个百分点。更关键的是:新疆的服务业尚未完成从“通道经济”向“属地经济”的转型,尚未把生产性服务业的根基扎稳,就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更猛烈的变革。

我在全国各地的讲学中反复说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这不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单线滑行,也不是服务业加点APP那么简单,而是两股巨浪撞在一起。服务业占GDP比重突破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10%——两者相遇,是化学反应,不是物理叠加。
这个叠加时代,产业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数智技术突破了服务“不可贸易”的局限,研发、设计、咨询这些高端服务能在全球范围内实时协同。数据成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其价值不在于存储,而在于流动与活化。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谁掌控了产业链的服务环节,谁就拥有了核心价值。
这对新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新疆的服务业面临“双重追赶”。一方面,它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后期生产性服务业自然发育的那一课——报关、融资、信保、法律、检测、认证,这些链条上的专业能力,新疆和东部比还有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数智时代又逼着它必须直接进入“数智服务”的新赛道——跨境数字贸易、智慧物流、远程服务交付,这些新东西不会等你把旧课补完再开始。

这就是边地服务业的真实处境:使命未竟,而新的竞争维度已经展开。
我在库尔勒讲的那句话,今天看来更要紧了:新疆服务业的难点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够不够快、够不够深”。通道可以在一夜之间打开,政策可以在一纸文件间落地,但服务能力是长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数智技术给了新疆一个“借道超车”的可能——用数字化的工具,把服务链条的搭建从二十年压缩到五年。但前提是,你得先意识到:你追的不只是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而是一个正在加速拉开的、维度的差距。
那年我在乌鲁木齐问的那个问题,答案还没有写完。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业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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