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杭州九月，桂花初绽，满城暗香浮动。全国法律服务数智生态大会三百多人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法律界与企业界法务工作者齐聚一堂，等待一场关于数智时代法律服务变革的思想激荡。

讲台上，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吉昌教授作主旨演讲。他没有打开PPT，只握着一支翻页笔，像一位掌控节奏的指挥家。他环顾全场，没有从法律条文或合规框架切入，而是先讲了一场足球赛。

“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现场最大容量是多少？”郑吉昌自问自答，“达拉斯AT&T体育场，核定容纳18.4万人；104场比赛现场观众共计667万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但这场赛事全球观众，是60亿。”

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郑吉昌随即把时间轴拉回1881年，英国成立世界上第一支专业足球队，1888年英格兰足球联赛正式创立。从此，22个人，90分钟，在一方绿茵上为观众表演竞技——这个核心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效率，一百多年来从未改变。即便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在那个没有电子转播的年代，现场最多也只能挤进18万人。

“18.4万对60亿，这是什么概念？”郑吉昌提高声调，“足球还是那个足球，规则还是那些规则，但商业价值的量级，从河流变成了海洋。是C罗比贝利踢得好一百倍吗？不是。是数智服务搭建的‘场景’，把球员的每一次触球、每一滴汗水，放大到了全球60亿人面前。”

第二个案例关乎时间。1939年12月31日，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第一届新年音乐会，台下只有1744个座位。音乐流淌在穹顶之下，转瞬即逝，仅供在场的名流雅士独享。时间快进到2026年元旦，同一场音乐会，全球超5.2亿观众通过电视、网络同步直播收看，商业收入突破2.5亿欧元。

“注意这个逻辑，”郑吉昌敲了敲讲台，“音乐会本身的产品——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音符一个没变。但数智服务把它从一个只能装1744人的物理容器，倒进了一个能装5.2亿人的数字海洋。产品没有变，服务场景变了，价值链条就彻底重构了。”

两个“切口极小、景深极大”的案例讲完，郑吉昌顺势引出核心命题：中国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历史性叠加时代。202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57.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1.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10%。服务经济解决“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数字经济解决“生产效率变革”问题——二者叠加，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场化学反应，形成“1+1>2”的倍增效应。

在这个双重浪潮的席卷之下，产业面貌呈现出六大鲜明特征。效率革命，数智技术正在对交易成本、信任成本和匹配成本进行系统性降低，生成式AI推动服务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数据资产，数据已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核心生产要素，其价值不在于存储，而在于流动与活化；产业融合，数智技术打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壁垒，郑吉昌举出那个经典的“苹果公式”——一部iPhone，中国代工企业仅获得不到15%的利润，而苹果通过掌控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占据了75%以上的利润分成。

还有服务消费，居民消费结构从“商品主导”全面转向“服务主导”，产品价值等于功能价值加情绪价值和资产价值；服务贸易，数智技术使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实现低成本远程传输，地理距离的影响大幅下降；服务供给，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生态化，从“千人一面”到“一人千面”，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

讲完六大特征，郑吉昌话锋一转，将焦点对准商业逻辑的根本重构。他提出了三大转变，而贯穿其中的核心判断只有一句话： “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

第一大转变，从产品力到场景构建力。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产品或服务的竞争，而是“用户体验场景”的竞争。用户购买智能电视，需求已从“显示功能”转向“家庭影院娱乐场景”，需要整合内容点播、语音交互、设备联动等多元服务。成功的企业不再是卖一个孤立的产品，而是为用户提供一个无缝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第二大转变，从独特价值到平台赋能。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以产品为中心，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获取利润；而数智时代，价值不再凝结在产品里，而是在服务的交付过程中不断生成。郑吉昌的判断锋利而简洁：“未来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

第三大转变，从内部职能驱动到用户需求驱动。这是郑吉昌着墨最多、也最令台下法律人警醒的一点。他尖锐地指出，数智时代的服务逻辑必须彻底翻转：服务流程始于用户需求，终于用户问题解决。不是“我有什么职能就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用户需要什么结果，我就重构什么流程”。更关键的是，当服务失败不可避免时，组织必须具备强大的服务补救能力——不是推诿、不是走内部追责流程，而是第一时间响应、修复、补偿，把一次失败的服务转化为一次赢得信任的机会。补救能力，恰恰是数智时代服务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讲到这里，郑吉昌把目光投向了台下的法律人。他放缓了语速，专门就数智技术对法律服务的影响补充了一段论述。

郑吉昌说，数智时代，法律服务的场景边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法律服务的场景是清晰的——当事人找到律师，律师在律所或法庭上提供咨询、代理、辩护；法务工作者在企业内部处理合同、合规、风控。场景是物理的、线下的、边界分明的。但今天，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从三个层面重塑法律服务。

第一，服务触达层面的变化。智能合同审查、AI法律咨询、在线争议解决平台，使得大量标准化法律服务可以脱离物理场所，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触达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法律服务的“入口”不再局限于律所大门，而是嵌入到商业交易、政务办理、日常消费的各种数字场景中。

第二，服务内容层面的变化。当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当算法推荐、自动驾驶、生成式AI带来全新的法律关系，数据合规、算法治理、AI伦理审查、数字资产确权等新型法律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法律人面对的不再只是传统的合同纠纷和侵权诉讼，而是技术与人、算法与权利、平台与用户之间复杂的利益平衡。

第三，服务模式层面的变化。郑吉昌强调，未来的法律服务一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AI可以完成检索、初筛、文书生成、风险提示等基础性工作，把法律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法律人的核心价值将转向复杂判断、策略设计、价值权衡和人文关怀——那些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这不是法律人被替代，而是法律人被重新定义。

“所以，法律服务机构应该怎么做？”郑吉昌给出了三点方向：一是主动嵌入场景，不要等客户上门，而是把法律服务能力以API、SaaS工具、智能合约等形式嵌入到客户的业务流程中去；二是重建服务流程，真正以用户的法律问题解决为导向，而不是以律所内部的专业分工为导向，打通咨询、方案、执行、反馈的全链条；三是培养复合能力，法律人不仅要懂法，还要懂数据、懂技术、懂产业逻辑，否则连客户的问题都听不懂，何谈解决。

演讲临近尾声，郑吉昌收起了翻页笔。没有激昂的结语，他只留下一句沉静的提醒：“不能用旧地图去寻找新大陆。”

会议厅安静了一瞬。然后，笔记本翻页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