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

去年秋天，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关于营商环境的论坛。茶歇时，一位企业家过来跟我聊天。

“郑教授，我们公司是做工业机器人的，”他说，“技术没问题，产品没问题，订单也没问题。但每次跟人聊营商环境，大家只关心——政府服务好不好、审批快不快、政策补助到没到账。这些当然重要。可真正让我头疼的不是这些。”

“那是什么？”我问。

“是信用。”他说，“我们这种科技型中小企业，没有厂房可抵押，值钱的是几十项专利和研发团队。但银行不太认。想用专利质押贷款，评估机构稀缺，流程繁琐，估值忽高忽低。如果客户违约打官司，一拖就是一两年。法院判了，执行又是另一道坎。你说，这算营商环境吗？”

我说：算。当然算。

我们谈营商环境，过去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政府端的“放管服”改革——比如市场准入是否宽松、办事流程是否简化、减税降费是否到位。这些都很重要，但只说对了一半。那另一半，藏在产业体系的深处。

试想：一家企业决定在一个地方投资设厂，它首先面对的不是政府办事大厅，而是一整套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制度基础设施——有没有可靠的金融服务体系帮它融资？有没有专业的法律机构保障合同执行？有没有规范的检验检测机构确保产品质量？有没有高效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保护它的核心专利？有没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让它的信用“可视可衡量”？

这些，恰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内容。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其产业结构普遍呈现出“两个70%”的特征——服务业占GDP比重7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70%左右——这种优势本身已成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水位”。

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证明一件事：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底层逻辑，不是厂房面积、设备数量和工人规模这些“看得见”的硬指标，而是那些隐藏在产业运行深处的“看不见”的东西——研发、金融、信用、法律、标准、知识产权——而这些东西，恰好是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内容。

二十年前，我在《服务经济论》中提出一个核心命题：现代服务业是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制度产业”。

什么叫“制度产业”？它不是一般的服务行业，而是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运行规则和基础设施的行业集合。信用体系使企业无需“以脸担保”便能获得信贷支持，司法与法律服务确保商业合同的严肃执行，会计与审计制度保障资本市场的真实信息披露，检验检测与标准认证机构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客观标尺，知识产权保护则让技术创新可以获得排他性的回报。这些看上去“辅助性”的服务，实则是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制度基础设施。

用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的话来说，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粘合剂”，贯穿生产活动全链条，是产业延链增值的关键支撑。我更喜欢换个说法：它是让碎片拼成图画的胶水，是让零件变成机器的螺丝。它同时也是让制度从字面走向地面的那双手。

说到底，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评判的标尺正在发生变化。世界银行的新评估体系B-READY关注的十个支柱——市场准入、获取经营场所、公共基础设施、劳动力、金融服务、国际贸易、税收、争议解决、市场竞争、企业破产——至少有六七个与生产性服务业直接相关。可见全球一流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正越来越依赖成熟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为其提供底层支撑。

近几年，我常跟人讲“三层环境”的概念。第一层是“政策环境”——政府的承诺与兑现。第二层是“政务环境”——办一件事要跑几趟、盖几个章。这些是显性指标，最容易感知。但更深一层的，是第三层——“产业环境”，也就是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育程度。金融服务可得性如何、法律服务体系是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是否到位、检验检测标准是否与国际接轨——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营商环境的真实“质地”。

眼下，我们正处在服务经济和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能带动制造业利润率增长0.6个百分点。那些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

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攀升至48.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4.4%。与此同时，一组数据也揭示了我们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达40%以上，相比之下，我们还有不小的追赶空间。

差距的另一面，就是潜力。

再回到那位机器人工厂主的故事。他后来告诉我，公司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有一家专业的科技金融评估机构，专门为科创型企业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银行据此放贷，贷款利率还比市面上优惠不少。他们的国外订单产生了法律争议，园区里就有国际商事法庭和配套的法律服务机构，调解加判决，三个月就解决了。

“这才是我想要的营商环境，”他说，“不是给我发多少补贴，而是让我在这个地方做生意，信用能变现、纠纷能解决、创新能保护。这些都有了，我就扎根在这里了。”

我点点头。这正是我二十年前就想跟人讲明白的道理——招商引资，靠的不是政策叠政策的竞争，而是服务叠加服务的系统能力。当一座城市有一流的研发设计、金融服务、法律保障、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生产性服务业这层“制度性基础设施”足够稳固时，营商环境的好与差已经不需要刻意去评说，它会自己说话。

生产性服务业从幕后配角到战略主角的故事，不仅仅是产业演进的叙事——它更是一部营商环境重塑的无声史诗。因为说到底，营商环境不是政府单方面“建设”出来的，而是信用体系、金融服务、法律保障、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保护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运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制度性生态环境。

如果说“黏合剂”把碎片化的产业环节黏合成了完整的价值链条，那么“制度基石”就是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运行支撑的无形基础设施。这两个核心，共同构成了我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双核”认知。没有它们，分工再细化也不过是零散的碎片；有了它们，碎片便经由制度的催化，聚合成有机生长的经济机体。

而营商环境，就藏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是黏合剂涂抹的痕迹，是基石立下的那一刻，土地开始变得坚实的声响。那些声音，无声，却无处不在。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