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1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针对平台“仅退款”、“会员降权”、“大数据杀熟”等乱象明确划出红线，这意味着那些曾经可以“一言堂”制定规则的平台巨头，将面临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监管环境。据网经社查询deepseek显示，阿里巴巴、美团、饿了么、滴滴、京东等平台均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详见#网经社 专题：https://www.100ec.cn/zt/yjdsjss/）

对此，工信部中国电子商务专家库高级专家、“孙子电法”创始人、北京仓丰视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孙云沁接受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 独家专访。

1. 其最具突破性和创新性的监管要求是什么？

《办法》的核心突破在于，首次将监管利剑直接指向平台内部运行的“规则”本身，确立了“规则监管”这一全新范式。

最具创新性的要求体现在：

“规则公平性”的实质审查：《办法》要求平台规则不得含有不合理限制、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加重中小经营者责任或限制其权利的内容。这赋予了监管部门对平台“用户协议”“商家管理规则”等“私有法律”进行实质性公平审查的权力，直指“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隐性降权”等顽疾的规则根源。

“规则透明度”与“参与性”的强制提升：要求平台在制定或修改重要规则时，公开征求意见且期限不少于7日，并说明理由。这改变了以往平台单方面、突然修改规则（如提高佣金、改变流量算法）的局面，赋予了平台内经营者（特别是中小商家）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对平台绝对“立法权”的根本制约。

“规则备案与报告”制度：要求平台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其规则目录及重要规则。这意味着平台的“统治工具”首次被置于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视野之下，实现了从事后查处违规行为，到事前、事中审视规则本身的跨越。

2. 《办法》出台对中国平台经济有哪些影响？

《办法》是平台经济从“快速发展”转向“规范健康发展”的又一制度基石，影响深远：

平台治理逻辑的重构：平台必须从“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封闭式治理，转向更加开放、透明、协商的治理模式。平台的权力（特别是规则制定权）受到明确约束，“平台私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营商环境优化，特别是对中小微主体：中小商家、个体创业者面对平台时的弱势地位将得到系统性改善。他们有了反对不合理规则的正式渠道，经营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大幅增强。这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平台生态多元化。

推动平台竞争回归本质：限制平台利用规则优势进行不正当竞争，迫使平台将竞争焦点重新拉回到技术创新、服务体验和生态建设上，有利于形成更良性、更高质量的竞争格局。

与全球监管趋势接轨：对平台规则进行监管，是欧盟《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等全球前沿监管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办法》的出台，表明中国在平台经济治理上正与全球先进理念同步，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奠定了基础。

3. 在落地执行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或模糊地带可能是什么？

难点一：“公平合理”的界定与裁量。法律条文中的“不合理限制”“公平交易”等原则性表述，在具体案例中如何界定？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平台，其规则合理性的标准是否应有差异？这需要监管部门在执法实践中积累大量案例，形成细化的裁量指引，过程复杂且充满挑战。

难点二：平台规则的技术黑箱与动态复杂性。平台的很多核心规则（如搜索排名、流量分配算法）是高度复杂、动态变化且以代码形式存在的“技术黑箱”。如何对这些技术性规则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其表面公开的规则与实际执行的代码逻辑一致，对监管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模糊地带：“重要规则”的范围界定。

《办法》对“重要规则”有特殊程序要求，但何种规则算“重要”？除了明确列举的，那些看似细微但实际对商家权益影响巨大的算法参数调整，是否应纳入？这需要后续出台更详细的解释或目录。

执行挑战：海量审查与执法资源匹配。

全国有成千上万的网络交易平台，每个平台都有大量规则。监管部门面临海量的规则备案审查和潜在投诉处理工作，如何配备足够的专业法律与技术人才，确保监管不是“稻草人”，是现实考验。

总结而言，两部《办法》的出台，是中国数字经济立法走向成熟和精细化的里程碑。

它们与“小米事件”共同揭示了一个未来：无论是对品牌、平台还是主播，“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对用户的敬畏之心”，将成为数字世界生存与发展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通行证。对于县域经济等新兴力量，这既是必须快速适应的规范课，更是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

同时，也预示着数智品牌运营体系进入全面全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带来一系列的产业发展新业态和新生机。

专家介绍：孙云沁，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县域电商专家 、"孙子电法"创始人 、产业互联网融合实践者、工信部电子商务专家库高级专家、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研究咨询中心发起专家、北京仓丰视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