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导读:2026年1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直播间“卖惨”带货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主播、直播间运营方与供货商家三方共同构成消费欺诈,承担“退一赔三”的连带责任。这纸判决的指向远比个案胜负重要:它首次以终审效力确认,靠编造悲情故事诱导消费者基于“同情”下单,与在商品性能上说谎一样,都是消费欺诈。
出品|网经社
作者|李弢
初审|可乐
终审|云马
配图|网经社图库
一、两年的“苦情戏”换来被起诉的订单
2021年,刘阿姨在某平台刷到一个直播间,主播“郑某”正在讲述帮助留守儿童上学、为困难家庭儿童治病等故事。刘阿姨信以为真,为帮助这些“可怜人”持续下单,还添加了主播微信,对方会提前通知她开播。
两年间,刘阿姨在该主播多个平台账号累计消费近10万元。直到看到揭露“虚构剧情直播带货套路”的视频,她才意识到可能被骗,联系主播要求退货赔偿,未获回应,遂诉至法院。

(网经社注:图片由豆包AI生成)
法庭揭开的真相是:出镜主播高某长期以“郑某”身份直播,背后有经纪合同明确约定其从事“演艺、带货”活动;案涉直播间此前曾因“表演炒作、欺骗”被平台中断播放。
刘阿姨购买案涉玉器的时间是2021年8月30日至次日,她起诉的仅是总消费中一笔6600元的订单,诉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19800元。一审判决三方连带承担“退一赔三”,高某、曹某上诉,上海二中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欺诈认定关键与全链条责任落地
这份判决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回答了一个此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模糊地带的问题:消费者因为“故事”而买单,算不算被欺诈?
传统的消费欺诈,审查的是商品本身是否“货不对板”——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虚假标价、夸大功能。但在卖惨带货的场景里,商品本身可能是真实的(玉器确实是玉器),问题出在“为什么买”这个环节。刘阿姨下单的动机不是佩戴或收藏需求,而是被虚构的救助故事激发的同情心。

法院的论证逻辑很清晰:主播刻意编撰悲情剧情、刻意博取同情、且未对“剧情属于演绎”作出任何提示,使消费者陷入了“购买即帮助”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做出了购买决定——这完全符合消费欺诈“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欺诈的落脚点,从“商品是否虚假”扩展到了“购买决策所依据的事实是否虚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是连带责任的明确分配。法院没有把板子只打在出镜主播身上:主播被认定为广告代言人,直播间运营者被认定为广告发布者,二者与销售商家连带承担惩罚性赔偿。
运营方“未尽审核、标注、制止义务”,属于“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然发布”。这一认定的实质意义在于堵住了一条常见的逃责路径。此前,主播可以辩称自己只是“代播”,商家才是销售主体;运营方可以辩称自己只提供账号,不参与内容。
但法院指出,正是因为剧本式演绎“虚构了商品来源与背景”,消费者“显然未能辨别其并非实际销售者”,代播和标注实际销售者的抗辩不予采信。卖惨剧本把主播、运营方和商家绑定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法律的责任分配也随之绑定。
行业长期存在“主体责任模糊、监管链条断裂”的问题,而《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构建覆盖平台、直播间运营者、MCN机构及主播的“全链条责任体系”,核心在于通过明确“平台—商家—主播”的责任边界,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这份判决在司法层面完成了同一件事:它告诉每一个参与卖惨剧本的主体,“演戏”不能成为切割责任的借口,谁从虚假叙事中获益,谁就要为叙事的不实买单。
然而,判决的另一面同样值得正视。刘阿姨两年消费近10万元,最终起诉的只有一笔6600元的订单,获赔不足2万元,而维权耗时日久。卖惨带货的受害者往往是信息辨别能力较弱的中老年群体,让他们逐笔取证、逐案诉讼,维权成本远高于获赔金额。
司法给出了公正的个案答案,但个案的正义无法替代系统性的前置治理。
如果平台在直播过程中不对“剧情演绎”进行强制标注和主动拦截,如果卖惨剧本的违法成本长期低于其引流收益,那么刘阿姨之后,仍会有下一个在深夜直播间里为虚构的“困境儿童”掏钱的老人。
三、卖惨带货透支的是善良可被定价的预期
卖惨带货与普通的虚假宣传有一个本质区别:它消费的不是消费者的辨别能力,而是消费者的善意。
一个被“全网最低价”吸引的消费者,损失的是金钱;一个被悲情剧本打动而下单的消费者,损失的除了金钱,还有“自己的善意被当成了流量工具”的那份挫败感。当这种挫败感反复发生,受损的就不只是几个消费者的钱包,而是整个直播电商生态中“信任可以被用于交易”的那层基础。
人们会开始怀疑每一个求助故事、每一场助农直播、每一个看起来需要帮助的人——善良本身被标上了价格,而定价权掌握在骗子手里。
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播电商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在分析直播电商责任体系时曾指出,行业长期存在“主体责任模糊、监管链条断裂”的问题,借助戏剧化人设建立信任背书是行业常见手法,消费者需要对过于戏剧化的内容保持警惕。但把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消费者的“警惕”上,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方案。一个健康的生态,不应该要求每一个刷到卖惨直播的普通人都具备司法级别的证据意识和辨别能力。

这份终审判决划出了清晰的红线:编故事卖货,退一赔三,主播、运营方、商家连带。红线之下,需要跟上的是平台的“标注与拦截”——让“本故事纯属虚构”出现在每一场剧情直播的显著位置,让多次违规的账号和主体在跨平台层面失去复出的空间;也需要跟上的是监管的“主动发现”而非“被动受理”——卖惨剧本的产出速度远高于个案诉讼的消化速度,前置的算法识别和巡查,比事后的判决更能减少“刘阿姨们”的出现。判决可以惩罚一个高某,但只有制度可以让“高某们”不敢把悲情剧本当成标准化的带货工具。 善良不该是直播间里最容易被收割的流量,也不该需要一纸终审判决来证明它被欺骗过。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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