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贝森特在阿什维尔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人在国内，隔着一块屏幕听见的。原话很短：“世界不能有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随后G20场上的叙事被修剪成“19比1”，其他成员都站到了那一边，唯独中国没有点头。

外交场合的数字从来不只是数字。“19比1”是一个修辞装置，它把一个结构性问题压缩成一个“你是否签字”的选择题。但作为研究了半辈子服务经济的人，我更关心的是：1.2万亿这个数字，到底是谁的1.2万亿，它从哪里来，又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感到不安。

先说清楚一件事：1.2万亿美元顺差不是中国家庭的存款单，也不是中国企业的利润表。它是两条巨大贸易流量相减之后的余额。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26.99万亿元，进口18.48万亿元，差额8.50亿元约合1.19万亿美元。这里面有机电产品顺差超过9万亿元的制造竞争力，也有石油、矿石、农产品和高端中间品进口的抵扣。它证明的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净供给者的体量，不是中国从世界口袋里“拿走”的净财富。

但恰恰是这个“不是”，指向了真正要紧的问题。

我常说，中国经济今天面对的不是一个顺差问题，而是一个顺差与消费之间的断裂。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40%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56%，发达国家在70%上下。货物贸易的顺差做得再大，它解决的是生产端的竞争力问题——工厂能造、能卖、能挤进全球供应链。它没有解决消费端的问题：居民口袋里有没有足够的钱花，敢不敢花，花在哪里。

这个断裂不是抽象的。你到长三角任何一个制造业强市走一圈，港口集装箱堆到路边，码头上吊机昼夜不停，出口数据漂亮得很；可同一座城市里，年轻人算着房租和外卖满减，中年工人担心产线自动化之后自己往哪里去，小店主说客流回来了但客单价没回来。顺差是一条工业贸易流，居民消费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流。两条流之间的落差，不是靠多出口几千万台机电产品就能填平的。FT中文网那篇文章问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为什么一个创造了历史最高顺差的经济体，里面仍然有大量家庭觉得工作越来越难找，企业觉得钱越来越难赚？这句话问到了根子上。

余永定先生把宏观逻辑讲得很透：经常项目顺差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再减去财政赤字之后的余数。中国长期顺差的根源，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缺口过大。平衡的路径，他列了三条——增加消费、增加投资、增加财政赤字，核心是通过内需扩张消化过剩储蓄。换句话说，1.2万亿货物顺差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对应物，不是“中国赢了”，而是“中国内部的消费—投资循环还没有真正转起来”。顺差是结果，不是解药。把顺差当成绩单来读，会读错；把顺差当问题来治，也会治错。真正要治的，是那个让储蓄长期大于投资、让居民不敢花钱的结构。

这就不得不说到服务贸易。

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是8287亿元，比上年收窄了3400多亿，方向是对的。但逆差仍然存在，旅行和运输是主要的净进口项。更关键的结构性事实是：全球服务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26.6%，中国服务贸易占比只有14.6%，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卡在中低端制造环节。德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超过70%，生产性服务业占GDP超过50%，它们靠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标准制定这些服务环节掌控价值链，而不是靠把货物顺差做得更大。

我这些年反复讲一个判断：生产性服务业不是制造业外面的另一个行业，它是嵌入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黏合剂”。一部智能手机，硬件出厂价和最终售价之间的差额，大部分被操作系统、应用生态、云服务、品牌和渠道拿走了。货物顺差记在中国的账上，价值分配的大头却落在服务环节。一台国产工程机械卖到非洲，机器是中国的，但融资租赁、远程运维、备件供应链、操作培训这些高附加值环节，中国企业拿到的份额还很小。中国要做的，不是把货物顺差摁下去，而是把服务贸易从逆差一点点做成顺差——把研发、设计、数据、软件、供应链金融、品牌运营这些“黏合剂”的能力做上来，让货物顺差旁边站着一个不再单薄的服务账户。

数智服务是这条路上最值得盯住的一个口子。2025年中国数智服务贸易顺差翻倍到约330亿美元，云计算和AI驱动的出口在起来。但整体服务贸易的底子仍然是逆差，数智服务的那一点顺差还不足以改变全局。我把它叫作“数智服务的杂技”：过去服务是不可贸易的，理发师不能跨境，课堂不能装进集装箱；数智技术做的事情，是把原本掉在地上的服务价值，用场景和数据重新接住。用户买一块智能手表，要的不是计时，是健康监测、运动管理、紧急联络那一整套服务场景。谁构建了场景，谁就接住了价值。中国在货物制造上已经证明了自己接得住硬件，接下来要证明的是，能不能接住硬件背后的服务。

说到这里，我要把话再往前推一步，推到下一个三十年。

中国制造业下一个三十年的出路，不在制造业本身，而在服务业。这句话听起来像悖论，其实是规律。过去三十年，中国制造业靠的是成本、规模、供应链完整度和基础设施，把“造得出、造得便宜、造得快”做到了极致。但这条路的天花板已经看得见了：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土地和环境成本在上升，低端环节在向外转移，关税和贸易摩擦在抬高出口的不确定性。再靠“多造一点、多卖一点”去消化产能，空间越来越窄。

下一个三十年的增量从哪里来？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里来。从卖产品转向卖“产品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代工制造转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运维，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制造能力的组织者”。这就是服务型制造。一台设备卖出去只是开始，后面的远程诊断、预测性维护、能耗优化、融资租赁、二手流转，才是持续产生价值的地方。制造业越往高端走，服务环节所占的价值比重就越大。德国、日本的经验都摆在那里：不是制造业消失了，是制造业长出了服务的骨架。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服务贸易的账户要翻过来。货物顺差再大，如果服务账户长期逆差，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分配里仍然偏在生产端，没有拿到服务端的那一份。把服务贸易从逆差做成顺差，不是统计口径的游戏，是能力结构的改变。研发设计出口、软件和数据服务出口、供应链金融、跨境专业服务、数字内容——这些做上去了，制造业的顺差才有地方“落脚”，消费才有收入支撑，内需循环才转得起来。

回到贝森特那句话。世界对1.2万亿顺差的焦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分配疼痛，有一部分是数字政治的需要。但中国最好的回应，不是在场内争“19比1”的修辞，而是把那个断裂补上：让居民消费率从40%往世界平均线走，让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收窄、直到转正，让数字服务从“翻倍”变成“结构”，让下一个三十年的制造业长在服务业的骨架上。

1.2万亿不应该是一个被道歉的数字，它应该是一个被翻译的数字。翻译成居民收入，翻译成服务能力，翻译成一个内需真正接得住产能、制造业真正长在服务上的经济循环。翻译完成了，那句话自然就失去了它现在的分量。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业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