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那天在宁波余姚一家打火机厂的流水线前，车间里塑料壳与金属弹簧在机械臂的起落间咔嗒作响。厂长递给我一只样品，打火，火苗稳稳地跳了跳。然后他问了一个让我愣住的问题：“郑教授，您说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那只打火机的设计图纸来自温州，模具开在台州，物流靠义乌的卡车，库存系统是杭州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出口信用保险由上海的银行打包，就连那个小小的专利标识，背后也是北京一家律所的检索服务。那只打火机本身，不过是一堆塑料和金属的聚合。让这堆材料变成“能点火的产品”的，是那条看不见的服务链。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三十年。

一、价值的旧约

古典经济学给服务判过“死刑”。

亚当·斯密把劳动劈成两半：制造业工人把棉花织成布，布比棉花贵了，这叫生产性劳动，创造了价值。而家仆、艺人、甚至法官和医生的劳动，随生随灭，不凝结在任何可以交换的物体里，这叫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走得更远，直言商业和金融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只是在流通环节对已创造的价值进行再分配。

这套理论统治了经济学两百年。错了吗？不，在它所处的时代，它恰恰是精准的观察。

古典经济学讨论的“价值”，锚定在物质上。财富的形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粮食、布匹、机器、房屋。服务是瞬时的——一顿饭吃完就没了，一次理发结束就消失了。它无法被储存、无法被积累、无法像一袋小麦那样反复买卖。

这套价值逻辑背后，藏着三条铁律：

第一，价值必须物化。工业时代的价值理论有一条铁律：价值必须凝结在物质产品中。造一把椅子，价值在椅子里；砍一棵树，价值在木材里。服务是过程性的、即时性的——劳动完成了，什么也没剩下。价值没有“落脚的地方”，所以不被承认。

第二，服务不参与“扩大再生产”。马克思认为，只有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才创造价值。给工人做饭，让工人有力气去造机器——那做饭的服务间接参与了生产，但它本身不是生产性劳动。服务始终只是“围绕”生产的辅助轮。

第三，服务的价值无法独立计量。在农业和工业占绝对主导的时代，服务的价格总是被“裹挟”在实物价格里。一件衣服的价格里包含了设计、裁剪、缝纫、运输、销售——但你看不到“服务费”这个条目。看不见的东西，自然被认为不存在。

三条铁律叠在一起，服务就成了经济学的“盲区”——它有用，但不重要；它存在，但不创造。

这个判断在工业时代大体成立。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售价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年工资，而聘请一位家政服务员，年薪不过数百元。物质是昂贵的，服务是廉价的。

二、翻转

数据告诉我，世界已经翻转。

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2015年的41%上升到52%——这是一个结构性拐点。数字服务消费增长12.5%，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引擎。

凭什么？

力量一：数智技术让服务“可储存”了。传统服务最大的“原罪”是瞬时性——老师的课讲完就没了，医生的诊断结束就消失了。但数智技术把服务“封装”了：一堂网课可以录下来反复卖，一个AI诊断模型可以服务无数患者，一个SaaS系统可以无限复制。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再必须同步发生，服务第一次获得了“库存”。当服务变得“像产品一样可交易”，价值理论的第一个障碍被推倒。

力量二：平台让服务的价值“显性化”了。外卖平台的配送费是单独列出来的，网约车的服务费是明码标价的，知识付费的课程是按月订阅的。数智平台把服务从“实物价格的暗处”里拽了出来，让它独立计价、独立交易、独立被看见。

力量三：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服务是让数据“活起来”的引擎。数据被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但数据本身是沉默的——是服务的算法让它流动，是服务的平台让它交互，是服务的连接让它产生价值。云计算是服务，SaaS是服务，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服务。当“生产资料”从物理形态变成数字形态，服务的角色从“围绕生产”变成了“生产本身”。

三条力量汇成一句话：服务不再“寄生”于产品，它成了独立的、可计量的、可积累的价值单元。

再往深处看，苹果公司的案例最说明问题。一台iPhone，中国代工企业仅获得不到15%的利润，而苹果通过掌控研发设计、操作系统、品牌运营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占据了75%以上的利润分成。谁掌管了产业链的生产性服务业，谁就掌握了财富分配的主导权。这不是“服务在分蛋糕”，而是“服务在做蛋糕”。

三、双核

观察了大半辈子，我提炼出一个判断框架——服务的“双核”功能。

为什么今天的经济系统离不开服务？因为现代经济有一个根本前提：它是一个深度分工的社会。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讲分工——制针厂里，一个人抽丝，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断，一个人磨尖，十个人分工协作，一天做出四万八千枚针。但斯密只讲了分工如何提高效率，他没有追问另一个问题：分工越细，环节越多，整个系统靠什么“粘”在一起？靠什么让这个庞大的分工体系不散架？

答案是：服务。

这就是“双核”的第一核——服务是分工社会的“粘合剂”。 任何一条现代产业链都不是线性的“原材料—加工—销售”。研发、设计、制造、物流、金融、售后、数据反馈……千百个环节，无数个节点，分布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没有金融服务的资金流转，供应链会断裂；没有物流服务的时空匹配，库存会爆炸；没有数据服务的实时响应，决策会失聪；没有设计服务的创意输入，产品会同质。

服务把碎片化的生产活动“粘”成一个有机整体。那只打火机的故事就是最好的注脚——温州的设计、台州的模具、义乌的物流、杭州的软件、上海的保险、北京的检索，服务把这一切编织在一起。没有这个编织，那些零件永远是零件，变不成产品，更变不成商品。

分工越精细，对“粘合剂”的需求就越强。服务不是分工的对立面，而是分工得以成立的另一面。

“双核”的第二核——服务是分工社会的“制度基石”。

如果说“粘合剂”是横向的连接，那“制度基石”就是纵向的保障。

分工社会有一个天然风险：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凭什么信任对方？我不认识温州的模具厂老板，不知道台州的物流司机靠不靠谱，更没见过北京那个检索专利的律师——但我敢把打火机的生意交给这条链上的每一个人。为什么？

因为背后有一整套制度性服务在兜底：信用体系在评估每个人的信誉，法律体系在保障合同的执行，金融服务在提供支付和结算的信任中介，保险服务在分担不可预知的风险，知识产权服务在保护创意的归属。这些不是“交易”本身，却是让交易能够发生的前提条件。

没有信用，交易只能发生在熟人之间，分工半径超不过一个村子。没有法律，违约没有惩罚，合同只是一张废纸。没有金融，跨时空的价值交换无从谈起。没有保险，任何一次意外都可能让整个链条崩断。

这就是“制度基石”的含义——它不是盖在房子顶上的瓦，而是埋在底下的地基。分工能走多远，取决于这套地基能铺多广、打多深。而铺设这套地基的，正是服务。

粘合剂让分工体系“跑得通”，制度基石让分工体系“靠得住”。一个负责连接，一个负责信任。两核并立，现代经济才能运转。

四、变轨

坐在书桌前，我常常想起三十年前在浙大图书馆翻阅《国富论》时的困惑。斯密说家仆的劳动不增加价值，可今天，一个优秀家政服务员的年费已近六万元，超过一台智能电视价格数倍。价格倒挂背后，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系发生了漂移。

工业时代，我们问“你生产什么”；数智时代，我们问“你服务谁”。前者锚定在“物”上，后者锚定在“连接”和“信任”上。

服务不是“后来才变得重要”的东西。它一直重要，只是过去我们看不见它——因为价值的尺子只有一把，而尺子的刻度只刻在物质上。数智技术没有发明服务的价值，它只是拆掉了遮蔽服务的围墙。

我越来越笃定一个判断：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制造业在服务化，农业在智慧化，所有产业都在围绕“服务的交付”重新组织自己。产业边界正在消失，而缝合边界的，恰恰是服务本身。

数据流穿过城市的每一根光纤，像血液流过毛细血管。服务不再是被搬运的货物，它就是搬运本身——是粘合剂，是地基，是那个让一切运转起来的、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骨架。

价值的变轨已经完成。旧轨道上的人还在问“服务创造价值吗”，新轨道上的人已经不再问这个问题了。

答案写在每一个产业的肌理里。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