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杭州，暮夏。窗外钱塘江的灯火在夜色里浮动，对岸滨江高新区的楼宇间，服务器集群的指示灯明明灭灭——那是无数数字平台跳动的心脏。白天，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蓝色、黄色工装的外卖骑手仍在车流中穿行，网约车司机在十字路口等待下一个订单的提示音。他们，是“2.4亿灵活就业者”这个冰冷统计数字背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

这几日，学术圈和舆论场都绕不开一个词——“灵活就业是福利”。北大张丹丹教授在一档财经节目上的发言，激起的波澜远比想象中大。我的手机被各路记者和同行的问询塞满，大意是：郑老师，您研究这个领域多年，怎么看？

我没急着回应。做了一辈子服务经济研究，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数字平台对这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三十年前，我写《服务经济论》时，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不过三成出头；如今已稳超57%，我们正站在“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路口。但越是身处宏大叙事之中，越要对每一个具体的人保持敬畏。

张教授所说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从纯粹劳动经济学视角看，确有理论依据：正规就业以让渡时间自主性换取稳定保障，灵活就业则反向操作，以保障的“缺位”换取时间支配的“自由”。这本是一个用于学术推演的“权衡模型”。可当这个模型被掷入2.4亿灵活就业者的现实汪洋时，它轻巧得如同一片羽毛，承载不了半点儿生活的重量。

让我先把目光投向这场巨变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平台经济的生产力革命意义。

人类社会几千年，服务业的根本难题是什么？是“不可存储、不可远距离传输、供给与需求必须实时同地”。一个厨师的手艺，过去只能服务方圆几公里的食客；一个家政阿姨的劳动力，过去只能靠熟人介绍才能找到雇主。这是服务经济的“不可能三角”：效率、规模与匹配质量，三者难以兼得。但数字平台的出现，从根本上瓦解了这一千年困局。它做了什么？它做了四件事——发现、匹配、链接、撮合。

“发现”，是把沉睡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服务供给能力打捞出水面。一个在贵州山区会做苗绣的妇女，过去她的手艺只有村里人知道；现在通过短视频平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喜欢手工艺品的人都能“发现”她。“匹配”，是算法在海量供需之间找到最优连接——你打开外卖软件，三公里内所有骑手的实时位置、所有餐厅的出餐速度、所有路口的交通状况，在毫秒之间完成计算，把最合适的骑手分配给最着急的那份订单。“链接”，是让原本离散的个体通过平台形成协作网络——网约车平台的千万司机、电商平台的无数据商家、内容平台的无数创作者，他们彼此从未谋面，却经由平台的链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运转的服务生态系统。“撮合”，则是这四步中的临门一脚——不只是连接，而是促成交易、完成交付、形成闭环。

这四件事的组合，让服务经济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贸易、可分工、可全球化”。一个县城里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设计平台接到硅谷初创公司的订单；一个农村的大姐，可以通过直播把自家种的水果卖到海南岛。

平台做了一件传统商业体系从未做到的事：把“服务能力”从组织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让每一个普通个体直接面向整个社会交付自己的价值。这是生产力层面的巨大进步，是数字时代赠予普通人的赋权——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平台上的主理人”，个体的经济自主性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了。

但生产力的进步，从来不会自动化解分配机制中的冰冷。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效率可以靠市场和技术来解决，公平却需要制度和政策来兜底。平台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效率，但在分配端，它所依赖的“灵活就业”模式，天然地把传统劳动关系中的保障责任“外包”给了劳动者自己。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扎心的数据：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参保率不足四成；外卖骑手发生工伤后的认定和赔付率远低于正规就业者；相当比例的网约车司机没有医疗保险，生病全靠硬扛。80%以上的外卖骑手缺乏基本社会保障——这不是某个学者的估算，是多个调研交叉验证的事实。

更要紧的是算法带来的“隐性控制”。表面上看，骑手可以自由决定什么时候上线、什么时候下线，似乎拥有完整的时间自主权。但当你发现“接单强制率≥85%”的算法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已被法院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的关键证据时，“自由”二字就显得格外讽刺。平台催生的“自由”，对许多人而言，其实是“没得选”的委婉说法——不进平台就失业，接不够单就挣不到钱，全月无休手停口停。这样的“自由”，若被抽象地包装成一种“福利”，是对劳动者真实处境的结构性漠视。

张教授的学术本意也许并非如此，但当学术语言脱离现实语境，它就不再是照亮问题的光，而可能变成刺痛人心的刺。社会学研究有一条最基本的准则：概念的使用必须尊重被研究者的主体感受。当我们谈论“灵活是福利”时，是否问过那些在大雨里送餐、在深夜接客、在全年无休中透支身体的劳动者——你们觉得这种“自由”是福利吗？

所以我说，这根本不是“福利”与“自由”的语义之争，而是学术话语与草根痛感之间的撕裂。学者当然可以构建模型，但构建模型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并改善这个世界，而不是用模型去合理化不合理的现实。当数亿人的养老、医疗、工伤风险近乎裸奔时，学者该做的，是如何推动制度创新去缝合理论与现实的裂缝。

好在我们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人社部已明确提出“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方向；部分城市开始试点“按单缴费”的工伤保险机制，骑手每完成一单自动扣除几分钱保费，全平台累计形成共济保障池；广东、浙江等地也在探索将平台企业的算法管理特征纳入劳动关系认定的参考依据。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保障嵌入流程，而非附加在身份之上——这可能是解决灵活就业保障难题的唯一可行路径。

我始终认为，平台非敌，内卷是病，而缺乏保障的制度真空，比内卷更危险。我们需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利弊权衡”，而是更接地气、更具同理心的制度设计：建立与平台用工特性匹配的分层社保体系，对日均接单量高的骑手强制适用劳动法，对收入不稳定的群体设计更灵活的缴费和中断机制。这些，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才是回应2.4亿人真问题的诚意。

学术的双脚，终究要站在大地上。这个“大地”，是骑手车轮碾过的每一条街巷，是网约车驶过的每一座桥梁，是直播间里每一个嘶哑却仍然热情的喉咙。在关乎2.4亿人生计的议题上，任何轻巧的论断，都可能变成扎在人心上的一根刺。而我们这代学者的使命，是拔掉这根刺，不是美化它。

窗外，江风起了。数智服务的大江大河还在奔涌，但愿每一朵浪花都能得到应有的照拂。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