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楔子：一只打火机引发的追问

那年春天，郑吉昌教授站在宁波余姚一家打火机厂的流水线前，车间里塑料壳与金属弹簧在机械臂的起落间咔嗒作响。厂长递给他一只样品，打火，火苗稳稳地跳了跳。然后，这位厂长问了一个让经济学家愣住的问题：

“郑教授，您说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这是一个看似天真的问题，却击中了一个时代命题。因为那只打火机的设计图纸来自温州，模具开在台州，物流靠义乌的卡车，库存系统是杭州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出口信用保险由上海的银行打包，就连那只打火机上小小的专利标识，背后也是北京一家律所的检索服务。

那只打火机本身，不过是一堆塑料和金属的聚合。让这堆材料变成“能点火的产品”的，是那条看不见的服务链。从那以后，郑吉昌教授再没忘记这个问题。三十余年间，他构建起中国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而生产性服务业，正是这座大厦的基石。

今天，当我们站在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关口，重新审视著名服务经济学家郑吉昌教授的“双核模型”理论，会发现那个厂长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于产业分类的技术追问，更是一把理解现代经济如何运行的钥匙。

第一章 时代的倒影：从电视机价格到服务价值的百年翻转

要理解郑吉昌教授为什么把“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叠加”称为一场“化学反应式的范式革命”，一个生动的对比就够了。

他常在演讲中抛出这样一组数据：20世纪80年代，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售价千元，相当于普通工人数年工资；而聘请一位家政服务员，年薪不过数百元。四十年后，一台21英寸智能电视的价格跌破千元，不足普通工人半月收入；而一位家政服务员的月薪，已超六千元。

这组数据翻转了一个常识。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产品是昂贵的，服务是廉价的；在服务经济时代，物质产品变得廉价，服务变得昂贵。这不是简单的价格波动，而是“价值重心转移”的历史性信号。当一台电视的价格被技术削平，当一件衣服的功能价值被充分满足，消费者真正愿意为之付费的，就不再是那个塑料盒子或那件遮体衣物本身，而是电视背后的内容生态、是服装承载的时尚体验、是“被服务”的全过程。

中国服务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为此提供了宏观注脚：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GDP每增长10块钱，就有6块多是服务业贡献的。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19.8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48.2万亿元，占GDP比重从26.6%升至34.4%，近十年翻了一倍多。

但数据背后藏着一个更深刻的追问：生产性服务业究竟“生产”了什么？为什么它能让一堆塑料变成一件“能点火的产品”？为什么它能让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时就增长0.6个百分点？

郑吉昌用三十年时间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凝结成两枚“隐喻的种子”——“黏合剂”与“基石”。学术界称之为“双核模型”（The Dual-Core Model），是他对生产性服务业本质的哲学升华。

第二章 双核隐喻：现代产业体系的“阿基米德支点”

2.1 第一核：“黏合剂”——灰泥如何让碎砖成墙

“黏合剂”这个比喻，灵感来自英国经济学家谢尔普1984年的一句话。他说，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

郑吉昌对这个比喻做了两层至关重要的推进。

第一层是“深化分工”。他指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让研发、设计、物流、金融、法律等环节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服务产业。分工每深化一次，生产效率就跃升一次。第二层是“重新聚合”——分工越细，环节越碎，就越需要一种机制将碎片化的价值活动重新整合为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没有这种“聚合”，分工只是一盘散沙；有了它，碎片才能拼成图画。

长三角打火机小镇就是这层逻辑的完美注脚。全球三分之一的打火机产自那里，但没有一家企业包揽所有环节。每一只打火机背后，是数十项生产性服务的同时运转：设计、物流、库存、金融、法律、检测……那些服务企业不在车间里拧螺丝，却决定了螺丝能否被拧上去、拧上去后能值多少钱。

这背后的经济学意义极为深刻：生产性服务业充当了“分”与“合”的动态平衡枢纽。它像灰泥一样，将一块块独立增长的产业砖块黏合成一堵坚实的经济高墙，使各产业不再是孤立的“单点”，而是有机协同、相互赋能的价值共同体。

国家发改委一位官员曾直白地表述：“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全链条，是产业延链增值的关键支撑。”郑吉昌更喜欢换一个诗意的说法：它是让碎片拼成图画的胶水，是让零件变成机器的螺丝。

2.2 第二核：“基石”——看不见的规则如何撑起看得见的繁荣

如果说“黏合剂”是关于连接，那么“基石”就是关于规则。

郑吉昌在研究中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不只是一般的服务性行业，更是一项激励财富创造的“制度产业”。这个论断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洞察：现代产业体系的有序运行，不是仅靠企业自身意愿就能维系的——它需要一套保障交易进行、约束投机行为、降低不确定性、激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基础设施。这是郑吉昌思想中最深邃、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

这个洞察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的经典论断形成了穿越时空的共振。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命题：“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他考证发现，蒸汽机技术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几十年就已技术成熟，但迟迟未能引发持续的经济增长——原因很简单：没有银行体系来吸收储蓄并转化为长期工业贷款，没有证券交易所来分散风险，没有稳定的公债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直到英格兰银行（1694年）、伦敦证券交易所（1773年）等金融制度渐次成形，瓦特的蒸汽机才真正从图纸走向车间。

希克斯揭示的逻辑链条简洁而深刻：制度基础设施先于产业变革。技术可以横空出世，但支撑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信用、金融、法律、标准，只能靠漫长而精密的制度积累。

郑吉昌将这一逻辑移植到生产性服务业上。他指出，今天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是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的“软基建”：

信用体系使企业无需“以脸担保”便能获得信贷支持；

司法与法律服务确保商业合同的严肃执行；

会计与审计制度保障资本市场的真实信息披露；

检验检测与标准认证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客观标尺；

知识产权保护让技术创新可以获得排他性的回报。

这些都不是“辅助性的工具”，而是“嵌入产业运行机理之中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没有它们，分工再细化也不过是零散的碎片；有了它们，碎片便经由制度的催化，聚合成有机生长的经济机体。

2.3 双核的统一：“看起来空，实际上实”

至此，郑吉昌的“双核模型”已经清晰：生产性服务业一边像灰泥，把碎片化的产业环节黏合成完整的价值链条；另一边像基石，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制度性的支撑框架。

但这两个比喻的深层统一，在于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现代经济的“硬核”，恰恰是那些“无形”的东西。

正如郑吉昌一篇“数智服务札记”的结尾所写：

“生产性服务业，看起来‘空’，实际上‘实’；看起来‘软’，实际上‘硬’；看起来‘后’，实际上‘前’。它是工业文明的‘暗物质’——看不见，却让宇宙成型。”

这不是修辞上的炫技，而是对经济本质的洞察。在引力物理学中，“暗物质”不可见却构成了宇宙质量的主体；在生产性服务业中，设计、品牌、专利、标准、信用、数据……这些“不可见”的服务，正是现代价值创造的主体。

第三章 叠加时代的范式革命：当“暗物质”遇上“新算法”

3.1 数智技术如何打破服务的“三元悖论”

传统经济学中，服务业存在一个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同步、不可储存、难以规模化，导致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远慢于制造业。但郑吉昌敏锐地指出，数智技术正在打破这一“天然局限”。

他举了一个震撼的例子。2019年5月4日，来自德国、西班牙、蒙古、瑞典、美国、日本的六位演奏家，通过5G网络同时在六个国家演奏巴赫C小调前奏曲，实现了无延迟的同步合奏。这象征着，服务的生产可以像制造业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高效分工与实时协同。

另一个跨越时代的对比更具冲击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百货大楼糖果柜台的售货员张秉贵，凭“一抓准、一口清”的绝技成为全国劳模——他的效率巅峰，是单点、线下、基于个人经验的极致。而今天的淘宝主播李佳琦，在2020年双十一预售中，5分钟卖出1.5万支口红。他的能力边界，被数字平台、直播技术、算法推荐和物流网络无限放大。

郑吉昌直言：“面对今天的李佳琦，一千个张秉贵也望尘莫及。”这背后，是从“线性组织”到“平台+群落+微粒”生态化组织的根本性变革。

3.2 六大特征：叠加时代的产业新图谱

基于“叠加时代”的判断，郑吉昌系统提炼出六大产业特征：

第一，效率革命全面提速。数智技术让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实现低成本远程传输。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已达4340亿美元。45%的知识工作有望通过AI代理完成，人类得以专注创意性工作。

第二，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的价值不在于静态拥有，而在于“流动与活化”。谁能掌控数据资产的治理与应用能力，谁就能在服务创新中占据先机。电商平台通过用户数据实现“千人千面”精准推荐，正是这一逻辑的商业呈现。

第三，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让设备运维服务化，企业将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售后维保等服务环节嵌入制造全流程。“以租代售”等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SHEIN凭借“小单快反”的数字化柔性供应链，日均上新近6000款，带动了数万家制造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源于数据驱动的服务能力，而非缝纫机本身。

第四，服务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郑吉昌提出新公式：产品价值 =功能价值 +情绪价值 +资产价值。泡泡玛特的成功，在于将潮玩从“制造品”升华为对抗孤独的“情感载体”。2025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幅达39.3%，服务消费正以强劲韧性拉动经济增长。

第五，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产业竞争力核心。他测算发现，金融、研发、设计、法律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因为这些行业输出的不是普通劳务，而是规则、信用和标准。

第六，服务供给从碎片分散到系统整合。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原本分散的服务要素能够被重新整合、串联，形成覆盖用户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服务解决方案。从单一触点式服务，到跨场景、跨业态的系统性服务供给。

3.3 一个数据的启示：34.4%到50%之间的旷野

202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4.4%。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通常在40%至50%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不是“落后”的焦虑，而是“未来”的旷野——是年轻人可以撒野的空间，是企业可以攀登的阶梯，是中国经济从“制造大国”迈向“服务强国”的必经之路。

第四章 苹果的利润与中国的“软肋”：服务能力的差距究竟意味着什么？

理论终究要回答现实问题。如果郑吉昌的理论是正确的——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暗物质”——那么，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短板，就会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最经典的案例是苹果公司。2026财年第二季度，苹果服务收入达300.1亿美元，毛利率高达76.7%，是硬件产品的两倍。每一台新增的iPhone，本质上都是在为苹果的服务流水线接入新的“订阅式现金牛”。而在整个价值链中，中国代工企业仅获得不到15%的利润，苹果公司通过掌控研发设计、操作系统、品牌运营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占据了75%以上的利润分成。

这不是工人的问题，不是工厂的问题，而是服务体系的问题。当中国的工厂能制造全世界最好的硬件时，苹果却在用“看不见的服务”拿走绝大部分利润。郑吉昌的“制度产业”理论在此刻发出回声：知识产权保护、品牌运营、生态系统建设——这些看似“无形”的制度性能力，才是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制高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数字服务赤字”。尽管中国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14.6%）仍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6.6%）。而在服务贸易逆差中，数字服务占比正持续攀升。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算法推荐等新兴领域，中国仍处于“买服务”的阶段，而非“卖服务”的阶段。

郑吉昌对此并不悲观。他认为这是“成长中的烦恼”，是经济转型的必经阶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意识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跃迁，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

第五章 场景与生态：商业逻辑的终极变革

5.1“场景覆盖产品”——为什么你买的不是电视，而是“家庭影院”

如果说“双核模型”回答了“生产性服务业是什么”的理论问题，那么“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则回答了“企业该怎么办”的实践问题。

郑吉昌在阿里巴巴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这个核心论断。他指出，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时代，未来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个行业，而是上升到了“用户体验场景”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层面。

以智能电视为例。用户购买电视机，核心需求早已不是“显示功能”，而是“家庭影院娱乐场景”——需要整合内容点播、语音交互、设备联动等多元服务。没有这些服务，那台电视只是一块会发光的玻璃。产品本身变成了服务的“入口”和“载体”，而服务的完整性和体验的流畅度，才是用户真正愿意付费的东西。

这个逻辑适用于一切产业。农民购买农机，核心需求不是农机本身，而是“耕种管收”的全程农业服务场景；企业购买工业设备，核心需求不是设备，而是“运维+技改+产能优化”的生产服务场景；居民购买智能汽车，核心需求不是汽车，而是“出行+充电+娱乐+安全”的智慧出行场景。

5.2“生态支撑产业”——泰勒·斯威夫特的成功不只是才华

“生态支撑产业”意味着：单一企业无法支撑场景创新与产业发展，必须构建跨行业、跨领域、跨主体的价值共创生态。

郑吉昌以泰勒·斯威夫特2025年的全球巡演为例，带动5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被誉为“比联邦经济刺激计划更管用”“流动的GDP”。其商业成功不仅源于个人才华，更源于数字平台、演出运营、粉丝运营、周边消费、文旅联动的完整生态。平台放大了才华，生态支撑了商业。

智慧出行场景需要车企、电池厂、充电网络、地图软件、金融服务多方协同；智能家居生态需要硬件厂商、软件开发商、内容服务商、运营商联合发力；服务型制造生态需要制造企业、研发机构、物流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深度融合。

这正是郑吉昌所说的“独特的价值创造必须与数字平台相结合，才能突破边界，产生指数级影响”。在数智时代，任何独特的服务价值，只有与强大的生态系统结合，才能真正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

第六章 对话学者群：郑吉昌理论在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坐标

郑吉昌的生产性服务业理论，并非孤立的思想高地，而是一个不断与学界对话、相互印证、共同推进的学术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夏杰长教授指出，传统产业划分的边界正在消失，服务要素全面渗透到农业、工业的各个环节，服务成为价值增值的主要来源，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本质是“服务主导的价值重构”。这一判断与郑吉昌“一切产业皆服务”的核心论断形成了高度的理论共鸣。

在实证研究层面，众多学者通过量化分析验证了郑吉昌的理论判断。顾乃华（2011）通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发现这种产业特征会逐步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形成行业比较优势。陈晓峰、陈昭锋（2014）和胡艳、朱文霞（2015）通过空间协同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可通过产业融合提高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这些实证发现，恰恰验证了郑吉昌“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生态的黏合剂”的理论判断。

而在“制度产业”层面，多位学者从城市化、市场化、产权结构等角度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条件。谢涵（2012）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而言，城市化是首要因素，其次为深化分工，最后为产权结构。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印证了郑吉昌的核心洞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基础设施的先行。

值得注意的是，郑吉昌的理论也在国际上获得了回响。他在各类国际论坛上阐述“双核模型”时，多位国际学者表示，这一理论框架不仅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转型，也为理解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将希克斯的“金融革命先于工业革命”与郑吉昌的“制度产业论”并置，可以发现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共同命题：制度基础设施的建设，始终是产业变革的先决条件。

第七章 未来的序章：从“制造大国”到“服务强国”的跃迁之路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回到那个打火机厂的问题：“郑教授，您说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郑吉昌的答案始终没变：未来没有纯粹的制造业。每一件实物产品的背后，都站着一条看不见的服务链。而这条链，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配角变成主角。

202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48.2万亿元的增加值，佐证的就是这个朴素但深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字仍在以年均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每一次增长，都是一个制造企业开始重视研发设计的信号；每一次增长，都是一个传统工厂开始拥抱数字化的印记；每一次增长，都是中国经济从“世界工厂”迈向“服务强国”的一个脚印。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数字服务赤字”仍在扩大，高端生产性服务能力仍然不足。但郑吉昌看待这些差距的目光，不是焦虑，而是兴奋。因为“差的那十几个点，就是未来的空间，是年轻人可以撒野的旷野”。

在郑吉昌的理论图景中，未来的产业形态将呈现三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趋势一：从“卖产品”到“卖服务”再到“卖场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有形产品的性价比，而是无形服务的完整性和体验的流畅度。谁能构建无缝的用户场景，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

趋势二：从“单打独斗”到“生态协同”。在数智时代，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独立支撑一个完整的用户体验场景。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将决定产业的竞争力。

趋势三：从“技术驱动”到“制度驱动”。郑吉昌反复强调：“科技创新需要土壤，而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那个把种子变成庄稼的制度土壤。”专利保护创新，品牌激励创新，标准扩散创新——没有这些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创新支撑，技术创新永远停在实验室里，变不成口袋里的钱。

结语：看不见的“大”东西

夜深了。郑吉昌在写作“数智服务札记”专栏，远处传来京广线上货运列车的汽笛声。他忽然想起一个比喻：

“制造业是火车的轮子，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铁轨、信号灯、调度系统——没有后者，轮子再结实，也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比喻里，生产性服务业是那个“看不见的‘大’东西”。它不直接产出触手可及的商品，但它决定了商品能否被生产、被运输、被交易、被信任。它是工业文明的“暗物质”——看不见，却让宇宙成型。

从1966年格林福尔德造出“生产性服务业”这个词，到今天郑吉昌构建起完整的“双核模型”理论，六十年过去了。这十年，是人类经济从“制造为王”走向“服务主导”的六十年，是中国从“蓝蚂蚁时代”走向“全球服务贸易大国”的六十年，也是那位打火机厂厂长的问题——“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从“令人愣住”到“直指本质”的六十年。

答案已经清晰：在一个由数智技术编织、由服务链条驱动、由制度基础设施支撑的现代经济中，“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

而郑吉昌的生产性服务业理论，就是照亮这个“服务化世界”的那盏灯——它让我们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恰恰是最“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