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如果你去问一位经济学家，什么是服务贸易，他多半会给你列出一长串定义：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再配上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十二个服务部门、四种供给模式。你会被这些概念绕得云里雾里，最后点点头说“大概懂了”，其实什么也没懂。

这不怪你。服务贸易本来就是经济学里那个“看不见的巨人”——它不像集装箱那么整齐地堆在码头上，不像石油那么明晃晃地灌进油轮，也不像芯片那么精致地封装在盒子里。它无形、无状、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捕捉。

但倘若你真的想弄明白服务贸易究竟是什么，我建议你不要去翻那本厚得像砖头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你只需到两个地方走一走，站一会儿，一切就都清楚了。

第一个地方，是洛杉矶的长滩港。

深秋的加州阳光落在太平洋上，那些巨轮正缓缓靠岸。码头上集装箱堆积如山，红色、蓝色、白色的铁箱子一层叠一层，起重机轰鸣着将它们从船舱吊起，再稳稳放上自动导引车。你站在观景台上，会看见一个数字化的钢铁芭蕾——每一秒钟都有价值数万美元的货物完成装卸。中国的智能手机、越南的T恤、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德国的精密机床，从船舱到卡车，从港口到仓库，再到沃尔玛的货架、亚马逊的配送站、再到工厂车间或者你的家里。这是货物贸易。它是硬的、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2025年，仅中国一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就超过1.19万亿美元，顺差二字背后，就是长滩港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第二个地方，是洛杉矶的圣莫尼卡大道。

从长滩港驱车向北，不过半小时车程，你便进入了另一番天地。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城市大道，两旁是低矮的办公楼、录音棚、后期制作公司、版权代理事务所。你从窗外看，看不到任何堆积的货物，没有集装箱，没有起重机，甚至连卡车都很少。但在这些不起眼的办公室里，流淌着全球最有价值的贸易——服务贸易。

好莱坞的编剧在这里敲下剧本的第一行字，Netflix的服务器在这里向190个国家推送着最新的剧集，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录音室里，一个音乐制作人正在为一部即将在中国上映的电影配乐。他的劳动成果不会经过海关，不会被称重，不会被装入任何箱子。但它会穿过太平洋，在几毫秒内抵达上海、北京、东京、巴黎的银幕上，然后从全球观众的信用卡里划走一笔可观的美金。

长滩港和圣莫尼卡大道，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却隔着一个时代。前者属于工业化的鼎盛，后者属于数字化的未来。前者看得见的是货物，看不见的是服务——每一个集装箱的运输都对应着保险、金融、物流服务；后者看得见的几乎只有服务，而那些服务创造的价值，早已悄悄超过了港口里那些铁箱子。

这就是服务贸易。你不需要经济学学位就能理解它。

一、从“看不见”到“看得见”：服务贸易的千年漂流

但如果只谈今天，不谈昨天，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变革的深度。

服务贸易不是新事物。它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载着丝绸、瓷器、茶叶向西走，也载着香料、宝石、玻璃器皿向东来。但如果你仔细想，那些驼队运的不仅是货物。商人沿途交换的，还有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天文历法知识、音乐和舞蹈。玄奘取经，带回来的是佛经——佛经是货物吗？不是，它是知识，是文化，是服务。鉴真东渡，传过去的是律学和建筑技艺——这也不是货物，而是技能和思想。

所以，服务贸易的“前世”，其实是人类文明的交往本身。只不过在那个时代，服务的跨境流动总是附着在货物之上、附着在人身上——一个学者出使异邦，带来的是教育服务；一个工匠迁徙他乡，带去的是技术服务。服务没有独立的形态，没有统计口径，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微乎其微。1900年，全球服务贸易额不足贸易总额的10%，大部分国家甚至不把它单独统计。人们认为，服务就是“非生产性的”——你帮我理发，我付你钱，这怎么能算国家财富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持这种看法，他把服务劳动称为“不创造价值的劳动”。这个观点影响了两百年的经济学。

转折发生在二战之后。随着喷气式客机普及、跨国银行兴起、国际旅游业爆发，服务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进入国际贸易。1960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约45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4%。到198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约4000亿美元，占比升至16%。虽然依然是小头，但已经没有人敢忽视它了。

真正的分水岭是1995年。那一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服务贸易第一次被纳入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框架，拥有了和货物贸易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一个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正名”——从丝绸之路到WTO，服务贸易走过了两千年，终于从“附庸”变成了“主角”之一。

二、数字告诉你：服务贸易正在吃掉世界

让我们把时钟拨到今天。

先看一组全球数据。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预计约为52.6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近20万亿美元。乍一看，货物贸易仍然是老大，服务贸易只有它的四成(26.6%)。但真正的故事藏在增速里：过去十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到4.5%，而货物贸易只有2.8%。服务贸易的增速，大约是货物贸易的1.6倍。按照这个速度，到2040年左右，服务贸易将追平货物贸易。

更惊人的是服务贸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2025年，全球GDP约为120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约为20万亿美元——这仅仅是“跨境”的部分。如果算上通过商业存在（即外资企业在当地提供的服务）实现的服务销售，服务贸易的实际规模至少是统计数字的两到三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测算，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加上商业存在服务销售的总和，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创造100块钱的财富，就有20块钱来自“卖服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

再看结构。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比最高的是运输和旅行，两者合计超过60%。那时候，服务贸易的本质还是“人随货走”和“货随人走”。今天，知识密集型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已经占到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45%以上。在发达经济体，这一比例超过55%。这意味着，服务贸易正在从“体力活”变成“脑力活”，从“汗水”变成“智慧”，从“低端”变成“高端”。

最后一个数字，或许最能说明问题。200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约为1.2万亿美元，占服务出口总额的42%。2025年，这一数字预计达到3.8万亿美元，占比升至55%以上。数字技术已经把超过一半的服务贸易变成了“比特”而非“原子”的流动。

你今天在Spotify上听一首瑞典歌手的歌，在Netflix上看一部韩剧，在Zoom上参加一场伦敦的线上课程，在亚马逊上买一本美国作者的数字书——所有这些，都是数字时代的服务贸易。

三、中国四十多年：从“零起点”到“世界第二”

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那一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它算存在的话。当时的统计口径里，“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是主要项目，全年收入不过几千万美元。至于金融服务、计算机服务、文化贸易？那些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

为什么起点这么低？原因很简单：服务贸易的前提是服务业本身。197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24.6%，大部分劳动力还在土地上刨食。你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多少服务业的国度里，谈论服务出口。

真正的起步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第一批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开始起步。1985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约13亿美元。同时，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逐步扩大，运输服务随着货物贸易的增长而水涨船高。到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但逆差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我们进口的技术、专利、金融服务，比出口的传统服务更贵。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服务贸易进入加速期。1995年——就是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的那一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43亿美元，其中出口191亿美元，进口252亿美元，逆差61亿美元。逆差的种子，在这一年就埋下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大门进一步打开。银行、保险、电信、分销、法律、会计——外资服务企业开始涌入中国，带来竞争，也带来活力。到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突破10085亿美元，逆差扩大到约2381亿美元。

真正的爆发是在入世后的第二个十年。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3624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服务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14年6043亿美元，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从此，中国稳坐全球服务贸易第二把交椅，仅次于美国。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到10085亿美元，其中出口3847亿美元，进口6238亿美元，逆差2381亿美元。

等一下，你可能会说：我们不是世界第二吗？为什么逆差这么大？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全球第一，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超过1.19万亿美元；但服务贸易逆差也排在世界前列。一个顺差，一个逆差，像一面镜子的两面，照出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特征：我们擅长制造实物，但在制造“无形的服务”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逆差的秘密：三根软肋与一个转折

服务贸易逆差是怎么来的？我把它总结为“三根软肋”。

第一根软肋是旅行服务。很长一段时间，旅行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中国人出国旅游、留学、就医的花费，远远超过了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留学、就医的花费。2019年，中国旅行服务逆差高达1800亿美元。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孩子去美国留学一年的花费，相当于出口几百台智能手机。那一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250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逆差项。

第二根软肋是运输服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但大量的海运、空运、物流、保险服务由外国公司提供。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达飞轮船、联邦快递、UPS——这些名字在中国的港口和机场随处可见。每年，中国进口的运输服务高达数百亿美元，这是逆差的第二大来源。

第三根软肋，也是最关键的一根——知识产权使用费。中国企业要使用外国专利、版权、商标、技术秘密，就得支付高额费用。高通、ARM、微软、甲骨文、西门子——这些技术巨头的专利授权费，每年从中国流出的金额以百亿美元计。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超过250亿美元。我们每造一部智能手机，就要向高通交一笔专利费；每生产一台电脑，就要向微软交一份Windows授权费；每建一条汽车生产线，就要向德国、日本的公司交一笔技术转让费。

三根软肋叠加，让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2019年达到了历史峰值——2922亿美元。那一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超过40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近3000亿美元，两相抵消，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顺差被大幅压缩。换句话说，我们辛辛苦苦造东西卖给全世界赚来的钱，很大一部分又通过买服务还给了发达国家。

但好消息是，风向正在改变。

2019年到202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从2922亿美元收窄到约2381亿美元。这个变化的背后，是两个“此消彼长”：传统服务（旅行、运输）逆差在缩小，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扩大。

最亮眼的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个领域，中国已经从净进口变成了净出口。2025年，中国软件出口627.3亿美元，云服务出海、游戏出海、App出海成为新增长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跨境支付服务覆盖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开始搭载于海外设备。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亚于当年中国从纺织品出口国变成电子产品出口国——它标志着中国服务贸易正在从“劳动密集型”走向“知识密集型”。

另一个令人惊喜的变化发生在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领域。2024年，中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9.3%，逆差大幅缩小。2025年上半年为25.6%。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在加速出海。《黑神话：悟空》在Steam平台卖出3000万套，海外收入占比约三成；TikTok在全球拥有超过15亿月活用户，虽然平台本身是中国公司的服务出口，但上面流动的文化内容也在潜移默化地输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原神》在全球市场的累计收入超过8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海外。一个游戏、一部剧、一首歌，当它们跨越国界被外国人付费消费时，它们就是服务贸易，而且是最有含金量的服务贸易——文化贸易。

五、美国为什么是王者？一堂软实力经济学课

谈服务贸易，如果不谈美国，就像谈足球不谈巴西。美国在服务贸易上的竞争力，至今无人能及。

先看总量。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额约为2.13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超过1.23万亿美元。美国服务贸易是顺差吗？是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2025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超过3395亿美元，正好和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形成镜像。这个顺差从哪儿来？主要来自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

我们再来拆解一下美国的文化贸易。全球媒体和娱乐产业的总收入大约是1.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独占4300亿美元，占比39%。也就是说，地球上每花10块钱在文化消费上，差不多有4块钱流进了美国的口袋。在订阅视频领域，美国的全球份额是53%——1810亿美元。在联网电视广告领域，美国占比高达70%，480亿美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图景：中国人排队看《疯狂动物城》，中国孩子缠着父母买漫威手办，中国年轻人追《怪奇物语》熬到凌晨三点。这些产品输出的，不只是娱乐内容——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输出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一个看《老友记》长大的中国人，会比一个没看过《老友记》的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美式幽默、美式社交、美式家庭观。这就是文化贸易的力量：它不只是生意，它还是一个国家“让人喜欢、让人向往、让人模仿”的能力。

这种能力，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软实力。

很多人把软实力理解成一个玄之又玄的概念，其实不然。软实力是可以量化的。量化软实力的单位，就是美元、英镑、人民币。一部好莱坞电影在全球放映，每卖出一张票，就是一次软实力的变现。一首韩国流行歌曲在Spotify上被播放一次，就是一次软实力的输出。一集日剧在Netflix上上线，就是一次软实力的传播。

其实，文化服务贸易的本质，从来不是简单的“买卖”。

它卖的不是胶片，是故事；不是球赛，是激情；不是音符，是共鸣。当你为一个美国电影流泪，为一场NBA欢呼，为一张格莱美专辑循环播放时，你不是在进行一笔交易，而是在接受一种价值观的浸润。

这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一种让你心甘情愿掏钱的吸引力。

美国恰恰是全球最擅长做这件事的国家。

好莱坞、百老汇、NBA、硅谷、迪士尼、奈飞、苹果音乐——这个阵容太过豪华，以至于其他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望其项背。它把文化做成了工业，把故事做成了流水线，把情绪做成了可复制的模板。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明星制、类型片模式，NBA的商业化运营、全球化推广，格莱美的评奖机制、转播体系——这些不仅仅是艺术，更是一整套可输出的商业标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格局正在松动。韩国的《寄生虫》拿了奥斯卡，日本的《鬼灭之刃》破了全球票房纪录，中国的《流浪地球》系列和《原神》也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文化服务贸易的赛道上，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

再看金融服务业。2025年，美国金融服务出口额达到约2129亿美。是全球最大、流动性最强的市场，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的能力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匹敌。摩根大通、高盛、贝莱德这些机构不仅仅为美国人服务，它们管理着全球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和超级富豪的资产，承担着跨国并购的咨询、资本市场的融资等核心功能。用数据说：美国退休资产占OECD（经合组织）总额的72%，到2025年底约49.1万亿美元，其中大量资金通过资产管理机构流向全球市场。而华尔街的交易公司，仅简街（Jane Street）和城堡证券（Citadel Securities）两家，就占据了全球交易收入的五分之一——做市商这个领域，美国几乎是绝对的主宰。

知识产权使用费——这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中技术含量最高、护城河最深的一块。2025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约为1260亿美元，进口约460亿美元，实现顺差约800亿美元。过去十年，这一顺差规模翻了一番，成为美国服务贸易中最稳定的“现金牛”。

这笔钱从哪里来？答案藏在两个关键词里：专利许可和版权授权。专利方面，高通、英特尔、IBM等公司依靠通信、半导体领域的核心专利，向全球手机厂商收取“高通税”——每卖出一台5G手机，大约有2%-5%的售价流向美国专利持有者。版权方面，好莱坞的电影IP、微软的软件许可、甲骨文的数据库授权，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如斯坦福，MIT）。 

更值得玩味的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的本质是“规则制定权”的变现。美国通过完善的专利保护和版权法律体系，将技术标准（如5G、Wi-Fi）和文化符号（如漫威、迪士尼）变成了全球必须付费才能使用的“基础设施”。 

六、数智时代：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的双重叠加

我们正身处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的名字，我把它叫作 “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时代”。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48.8%，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超过46.1%。这意味着，无论从产出、就业还是消费看，服务业都已经是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第二层，数智技术正在深度重构服务业——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这些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服务业本身的“操作系统”。

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的叠加，产生了三个深刻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服务的可贸易性被极大地拓展了。在过去，很多服务因为需要“面对面”交付而被锁在国内市场——看病要见到医生，上课要坐在教室，咨询要开会面谈。现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视频咨询已经司空见惯。一个印度的程序员可以为硅谷公司远程写代码，一个菲律宾的客服可以为美国航空公司接听电话，一个中国的医生可以为非洲患者提供远程会诊。服务的跨境流动成本，趋近于零。

第二个变化，是数据成为了核心生产要素。一家跨境电商平台积累的用户行为数据，可以用来优化推荐算法、改进产品设计、预测市场趋势。这些数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2025年，中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其中跨境数据交易正在快速增长。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标的，正在改写服务贸易的规则。

第三个变化，是服务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现在，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服务消费是消费中增长最快的部分。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同比增长4.5%，高于商品消费增速。旅游、教育、医疗、文娱、康养——这些服务消费的扩张，不仅拉动国内经济，也通过跨境旅行、在线教育、数字内容等渠道，转化为服务贸易的进出口。

这三点变化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服务贸易已经不再是货物贸易的附属品，而是全球经济的独立引擎。在服务经济和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直接决定了它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七、中国的优势、短板与未来路径

那么，中国在这场全球服务贸易竞赛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短板？

先说优势。第一，规模优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10亿互联网用户。规模优势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内先试先行，积累经验，再走向全球。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倒逼中国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优势。中国的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光纤入户率超过90%，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这些基础设施，为数字服务贸易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你可以在西藏的偏远山村流畅地刷短视频，这份“流畅”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而这个网络的能力，也可以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三，制造业支撑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以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设备运维、智能改造、品牌运营。这些生产性服务，既是制造业竞争力的来源，也是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

再说短板。第一，高端服务竞争力不足。在金融、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领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弱。一家中国企业要去海外上市，首选的是美国或香港的投行；一份跨国并购合同，首选的是英国或美国律所；一个复杂的国际税务筹划，首选的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些服务的高端环节，依然被发达国家把持。

第二，知识产权短板需要时间弥补。虽然中国在5G、高铁、新能源等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在更广泛的技术领域——尤其是基础软件、高端芯片、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中国仍然是“付费者”而非“收费者”。知识产权使用费的逆差，是服务贸易逆差中最难消除的部分，因为它背后是核心技术差距。

第三，文化和语言障碍。中国文化产品出海，面临着语言、文化、价值观的障碍。一个中国的古装剧，外国人可能看不懂其中的礼仪和隐喻；一首中文流行歌，非华语听众很难感受到歌词的韵味。相比之下，英语文化产品具有天然的语言优势，韩国和日本则通过多年的文化输出积累了受众基础。中国文化贸易的崛起，需要更多像《黑神话：悟空》这样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作品。

未来路径怎么走？我认为有三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制度型开放。中国正在推行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2024年版的负面清单，将限制措施从上一版的70多条缩减到50多条，在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更开放的市场，才能催生更有竞争力的服务企业。

第二条主线是数字赋能。中国在数字技术应用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跨境电商、数字支付、云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这些领域的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与全球对手竞争的能力。下一步，是让这些能力更大规模地“走出去”，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

第三条主线是品牌和文化建设。服务贸易的终极竞争，是品牌的竞争、文化的竞争。一杯星巴克咖啡卖的不是咖啡豆，是“第三空间”的服务体验；一部漫威电影卖的不是特效，是美国式的英雄主义。中国的服务贸易要在全球站稳脚跟，必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服务品牌，输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产品。

八、从张秉贵到直播间：一个生动的隐喻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也许可以给这篇长文画上一个生动的句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有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叫张秉贵。他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绝活是“一抓准”——你说要半斤糖，他一手抓下去，上秤一称，不多不少正好半斤；“一口清”——一边称糖一边算账，嘴里念叨着价钱，糖包好了，钱也算清了。那时候，张秉贵师傅一天的“服务半径”有多大？大概就是他面前那三尺柜台。从柜台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过几步路。他能服务到的顾客，每天几百人，已经算是了不起。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你打开一个直播平台，一位主播坐在镜头前——或许在杭州，或许在广州，或许就在他自己家的客厅里。他推荐的不是糖，是课程、是旅行套餐、是保险产品、是一对一的法律咨询。他一场直播的观众可以是一千万人，他的“服务半径”不再受柜台的限制，甚至不受国界的限制。一个在纽约的留学生可以买他的英语培训课，一个在东京的上班族可以预约他的心理咨询，一个在伦敦的家庭主妇可以订阅他的健身课程。

从张秉贵的柜台到直播间的屏幕，中国服务贸易的演进，不过四十年。四十年间，中国的服务业从一个“剩余产业”变成了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贸易从几千万美元增长到超万亿美元；中国从一个服务的净进口国，开始在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实现顺差。

这个故事的终点还远未到来。在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服务贸易将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最有想象力的领域。它不再只是贸易结构的调整，而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终极体现——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让世界使用你的服务、消费你的文化、信赖你的标准、追随你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格局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从长滩港到圣莫尼卡大道，从集装箱到比特流，从张秉贵的“一抓准”到AI主播的“全域覆盖”——服务贸易的故事，正在被重新书写。

而我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这个故事最精彩的章节，将由中国来完成。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