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那年初春，我在宁波余姚的一家打火机厂车间里站着。流水线上，塑料壳与金属弹簧在机械臂的起落间咔嗒作响。厂长递给我一只样品，打火，火苗稳稳地跳了跳。“郑教授，”他说，“您说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我愣了一瞬，随即明白了他想说的——设计图纸来自温州，模具开在台州，物流靠义乌的卡车，库存系统是杭州一家软件公司开发的，出口信用保险由上海的银行打包，就连那只打火机上小小的专利标识，背后也是北京一家律所的检索服务。这只打火机本身，不过是一堆塑料和金属的聚合；让这堆材料变成“能点火的产品”的，是那条看不见的服务链。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服务经济论》的序言里。那本书出版于2005年，被学术界评价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服务经济的奠基之作”。出版时，学界研究服务业的同行还坐不满一张圆桌。但2025年的一组数据让我确信，那三十年没有白等：这一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也就是说，如今GDP每增长10块钱，就有6块多是服务业贡献的。

但真正让我感到历史正在翻开新篇章的，是另一组更有穿透力的数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19.8万亿元增至2024年的41.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9.5%，占GDP比重从26.6%升至30.5%。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继续攀升至48.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4.4%。快十年时间，翻了不止一番。

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静悄悄的产业革命。随着服务经济和数智经济的深度叠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如今提起“生产性服务”，不再只是金融、物流这些传统领域，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科技金融、数据服务……这些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正在成为整个产业体系运行的血脉。

我做过一组测算：金融、研发、设计、法律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这不是巧合——因为后者输出的不是普通劳务，而是规则、信用和标准。它们占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能带动制造业利润率增长0.6个百分点。

于是，我想讲两个比喻。

第一个：黏合剂，或者叫灰泥。

这个灵感来自英国经济学家谢尔普1984年的一句话。他说，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我在学术演讲中反复引用这个比喻，因为它抓住了生产性服务业最本质的功能。

人们常说分工越细，效率越高。这话没错，但只说了一半。分工是把一块完整的饼切成碎片，每片都变得更薄、更专、更锋利——可谁来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回一张饼？谁来让设计、研发、物流、金融、法律这些被切出去的环节，不再是散落的零件，而是一台精密咬合的机器？

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那股聚合的力量。它一边推动分工深化——让研发、设计、物流、金融这些环节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形成专业化的服务产业；一边又充当分工经济的“黏合剂”，把分散的价值活动重新聚合为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

在深化分工与强化协同的张力之间，生产性服务业是那个动态平衡的枢纽。它像灰泥一样，将一块块独立增长的产业砖块黏合成一堵坚实的经济高墙，使各产业不再是孤立的“单点”，而是有机协同、相互赋能的价值共同体。

长三角那个打火机小镇就是最好的注脚。全球三分之一的打火机产自那里，但镇上没有一家企业包揽所有环节。每一只打火机背后，是几十项生产性服务在同时运转。那些服务企业不在车间里拧螺丝，却决定了螺丝能否被拧上去、拧上去后能值多少钱。

前阵子看到一组用电量数据，挺有意思。2025年12月，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6%，充换电服务业增长61.8%。这些数字背后，是5G基站的调试、AI模型的训练、数据中心的冷却——生产性服务业正在“粘合”一个全新的数字工业时代。国家发改委有位官员说得直白：“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粘合剂’，贯穿生产活动全链条，是产业延链增值的关键支撑。”我更喜欢换一种说法：它是让碎片拼成图画的胶水，是让零件变成机器的螺丝。

第二个：制度基石。

如果说“黏合剂”讲的是连接功能，那么“制度基石”讲的是运行规则。

这个观点来自一个深刻的学术渊源。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史理论》中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论断：“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他考证发现，蒸汽机技术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几十年就已经技术成熟了，但迟迟没能引发持续的经济增长——原因很简单：没有银行体系来吸收储蓄并转化为长期工业贷款，没有证券交易所来分散风险，没有稳定的公债市场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直到英格兰银行、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金融制度渐次成形，瓦特的蒸汽机才真正从图纸走向车间，从实验室走进人类历史。

希克斯揭示的逻辑链条简洁而深刻：制度基础设施先于产业变革。技术可以横空出世，但支撑技术大规模应用的信用、金融、法律、标准，只能靠漫长而精密的制度积累。

我把这个逻辑移植到了生产性服务业上。我在一篇论文里将其定位为“制度产业”。这不是一个比喻——信用体系使企业无需“以脸担保”便能获得信贷支持，司法与法律服务确保商业合同的严肃执行，会计与审计制度保障资本市场的真实信息披露，检验检测与标准认证机构提供了市场交易的客观标尺，知识产权保护让技术创新可以获得排他性的回报。这些都不是“辅助性的工具”，而是嵌入产业运行机理之中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我在各类论坛上总是对听众说，科技创新需要土壤，而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那层土壤——它提供信用、中介、标准、法律等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支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揭示的逻辑链条简洁而深刻：没有制度基础设施的先行，技术本身无法自动生成产业变革。如果说希克斯的“金融革命先于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倒叙，那么我的“制度产业”理论就是当代的续篇。今天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是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金融、信用、标准、法律等制度基础设施的那个“沉默的先行者”。

两个理论——希克斯的“革命等待论”与我的“制度产业论”——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历史的视角——任何一场产业革命，其真正的结构性前提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支撑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制度基础设施；另一面是结构性的视角——信用、金融、中介、检验检测等看似“支撑性的”生产性服务，不是产业运行的“配角”，而是嵌入系统运行机理之中的“骨干”。

没有它们，分工再细化也不过是零散的碎片；有了它们，碎片便经由制度的催化，聚合成有机生长的经济机体。

所以你看，两个比喻，指向同一个事实：生产性服务业不再是“幕后配角”。它一边像灰泥，把碎片化的产业环节黏合成完整的价值链条；另一边像基石，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制度性的支撑框架。我称它为“双核模型”。两个核心，缺一不可。

那天在余姚打火机厂，临走时厂长送了我一只打火机，现在还在我书房的抽屉里。它是一只再普通不过的塑料打火机，但我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那个问题：“郑教授，我们这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我的答案始终没变：未来没有纯粹的制造业。每一件实物产品的背后，都站着一条看不见的服务链。而这条链，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配角变成主角。202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48.2万亿元的增加值，佐证的就是这个朴素但深刻的道理。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