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四月的北京，春意正浓。郑吉昌教授从驻地赶往会场的路上，车窗外是涌动的人潮与矗立的楼宇。这是他记不清第几次来北京参加与服务业相关的会议了，但这一次不同——全国服务业大会，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大会堂里，大屏幕上“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字样格外醒目。他坐在台下，听着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

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郑吉昌听着，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慨。这话落在心坎上，让他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当服务业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学术边缘议题时的光景。

孤独的拓荒：一个人与一个学科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服务产值长期占GDP的30%以下，学界对服务业的研究几乎空白。那时候，研究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学者寥寥无几。郑吉昌当时的专业是国际贸易，在研究国际贸易变化趋势时，他发现整个世界的贸易正逐渐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本以为这样显著的变化应该会引起重视，但事实上，重视研究服务贸易的人依然不多。“或许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我决心投身于这个领域。”

他选择了一条注定孤独的路。在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绝对重心的年代，服务业被视为“不创造价值”或“附加值低的辅助部门”，是经济版图中不起眼的配角。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却要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押注在这个“冷门”上。

在美访学期间，郑吉昌系统梳理了西方服务经济理论，却意识到其无法完全适配中国语境。他给自己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突破劳动力低成本陷阱？如何实现服务贸易逆差逆转？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制造业升级？

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了漫长的本土化理论建构。此后的岁月里，他先后出版了《服务业、服务贸易与区域竞争力》《服务经济论》等一系列奠基性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2005年出版的《服务经济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夏杰长教授评价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服务经济的学术著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服务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然而，郑吉昌的“战场”不仅仅在书斋。他几乎走遍了中国，近400场专业报告的记录，让他成为国内当之无愧的“中国服务业培训第一人”。在各地政府、企业、高校和论坛的讲台上，他一遍遍地“布道”：服务业不是经济的配角，而是未来增长的引擎。台下的人从最初的寥寥无几，到后来座无虚席。

有一次深夜在日本入住，他向宾馆索要一根黄瓜，第二天竟收到了宾馆精心包装的巧克力和一封致歉信。他由此提炼出“服务补救”的深刻道理：“流程并非起始于某一岗位而结束于另一岗位，而是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问题的解决”。在他的讲述中，艰深的服务经济学理论，总能化作家常故事和生动细节，让人豁然开朗。

叠加时代：从边缘到舞台中央

三十余年的坚持，终于等来了时代的回应。

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一半的就业人口。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服务业处于辅助地位，到改革开放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步入提质增效新阶段，服务业从边缘一步步走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

郑吉昌曾用一个生动的对比来说明这场变革：1986年，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要1000元，而请一位家政服务员一年只需500元；如今，一台21英寸智能电视的价格不足普通工人半月收入，家政服务月费却已近六千元。“商品价格下行、服务价值上行”，这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正是服务业时代到来的鲜明标志。

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判断：中国已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时代”。这不是两个经济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一场化学反应式的范式革命。在这个叠加时代，服务不再是制造业的附属品，而是万物互联、平台群落生态系统的“粘合产业”。数智技术突破了传统服务“不可贸易、不可分工、不可规模化”的天然局限，让服务从线下、单点、人力驱动，转向线上、全域、技术赋能。

他在研究中提出了服务经济的“三维框架”：价值维度上，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结构维度上，中国需要推动服务业从消费性服务业主导向生产性服务业主导转型，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每提升1%，可带动制造业利润率增长0.6%；制度维度上，服务市场的开放需突破“资质互认难、数据流动限、监管标准异”三大壁垒。

这些理论，如今正在国家政策中落地生根。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这正是对他三十年研究最有力的印证。

盛会时刻：京华热土上的“叠加”新章

全国服务业大会分组讨论环节，气氛愈发热烈。

一位来自浙江的代表发言，提到了“产业出海”与“服务消费”的新趋势。郑吉昌在会上分享了一个案例——张秉贵与李佳琦：“四十年前，张秉贵靠‘一抓准’成为劳模，那是工业时代服务的巅峰，他的一生服务了几百万人；今天，李佳琦五分钟卖出一万五千支口红，背后是几千万人的瞬时触达。面对今天的数字平台，一万个张秉贵或许也望尘莫及。”

“这不是人的退步，而是工具的进化。”他说。

借着总书记批示的东风，郑吉昌认为在场每个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服务业的竞争逻辑已经变了。过去讲服务，是“人对人”的温情，总觉得服务注定是低效的。但数智技术打破了这一点。他提出一个论断，引起了不少企业家的共鸣：“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而未来的服务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

什么是场景？他举例说：你买一台智能电视，你买的是那块屏幕吗？不是，你买的是背后的影视内容、在线教育、家庭健身的解决方案。产品成了入口，服务才是价值所在。

无形的国界：服务贸易与国家软实力

在郑吉昌教授的研究版图中，服务贸易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他在自己的“数智服务札记”中，曾以一段生动的文字开启了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当我们聊起‘服务贸易’，我们要聊的是一种更隐秘、也更迷人的流动：文化的流动。它不依托于集装箱，也不依赖于港口吞吐量，它通过信号、通过屏幕、通过球场上的每一次欢呼，悄然改变着世界的表情。”

这段话道出了服务贸易最本质的特征——它的载体是无形的，但它的力量却比任何集装箱都更具穿透力。

郑吉昌在2025年的一次专访中明确指出：“服务贸易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举措。”在他看来，完整的国际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大支柱。后者涵盖了商业服务、金融服务、旅行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等12个大类，其贸易方式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

那么，为什么服务贸易如此重要？

对国家而言，它是突破贸易壁垒、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在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我们突破国际贸易壁垒、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迫切要求。”对产业而言，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对消费者而言，服务贸易让跨境电商、在线教育、进口文化产品等优质服务惠及日常生活。

而在数智时代，服务贸易的战略意义被进一步放大。郑吉昌指出，数智技术赋能不断扩大的服务可贸易边界，催生出“人工智能+服务贸易”、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业态新模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正在平稳增长，各国竞争的焦点已经逐渐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

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08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同期服务贸易逆差达1664亿美元，延续了近30年的逆差格局。这一“冰火两重天”的现象，在郑吉昌看来，恰是“全球价值链重构阵痛”的体现——当中国制造业通过数智化实现“硬实力”突围时，服务贸易的“软价值”短板正成为制约经济升级的关键瓶颈。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服务赤字”。郑吉昌在专访中警示道：“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中，数字服务占比已从2015年的18%升至2024年的39%，必须加快布局数字服务标准制定权。”

这组数据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层的命题：服务贸易，尤其是文化服务贸易，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硬着陆”。他曾在札记中写道：“如果说货物贸易是肌肉的博弈，那么服务贸易中的文化服务板块，则更像是一场灵魂的对话。”看看美国吧。这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常年挂在新闻头条上，但在文化服务贸易这张报表上，它却是绝对的顺差大国。为什么？因为每一部好莱坞大片漂洋过海，卖的不再是胶片，而是“版权”——在服务贸易的统计口径中，这属于“知识产权使用费”。郑吉昌指出：“美国的文化软实力输出，本质上是服务贸易的体系化胜利。”以格莱美奖为例，其背后蕴含着精密的服务贸易逻辑——通过奖项设置整合全球音乐产业链，借助流媒体平台实现音乐服务的跨境交付，更通过文化符号输出巩固全球文化话语权。

对比国际，中国文化服务贸易正处于转型关键期。2024年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6.7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近27倍，但贸易逆差仍达26.6亿美元。郑吉昌坦言，尽管《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热销、网络文学海外营收突破43.5亿元等案例显示了中国文化IP的潜力，但与好莱坞、格莱美形成的成熟体系相比，我国文化服务贸易仍面临“文化折扣高、产业链不完善、数字赋能不足”等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等待。

在2026年3月“创意义乌年度盛典”上，面对台下数千名商户、创客和设计师，郑吉昌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传统的服务贸易，尤其是文化贸易，我们过去更多是在做‘物理搬运’——把东西卖出去。但在数字时代，文化的创意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化学重构’。”

这种重构体现在三个层面：生产关系的重构——过去是设计师闭门造车，现在是消费者通过大数据反向驱动生产，创意从“设计”变成了“共创”；价值链条的重构——数智技术让文化IP可以瞬间附着在无数实体商品上，一个短视频带火一款玩具，一项非遗技艺通过数字藏品走向全球；贸易介质的重构——商品本身正在“媒体化”，一件出口的工艺品，携带的是东方的审美哲学和生活方式。

他用一句极简的表达概括了这种转变：“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是简单地‘+文创’，而是要把文化基因‘×数字化’，让创意成为服务贸易中最活跃的变量。”

从学术到实践：一位“会长”的服务蓝图

郑吉昌的研究从未停留在纸面。作为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正将理论转化为实践。

就在全国服务业大会闭幕的同一天——4月8日，在匈牙利驻华大使和郑吉昌会长的共同见证下，吉富匈牙利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签署了《共同推进“一中心两园区”建设意向书》。双方围绕在浙江建设“中匈贸易文化中心”、在匈牙利共建“浙江产业园”以及“匈牙利产业园”等核心议题达成重要共识，标志着浙匈在数智经济、高端制造和服务业领域的双向产业合作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这不是单向的招商引资，而是双向的产业链协同。”郑吉昌指出，“我们希望匈牙利产业园成为欧洲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样板间’。”

他的脚步从未停歇。从杭州到北京，从义乌到布达佩斯，这位“拓荒者”的身影穿梭在不同的讲台、会场和谈判桌前。2025年一年，他累计50场全国性主旨演讲与专题分享，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他站在全息屏幕前，身后画面从传统市场的人声鼎沸逐渐演变为数据流组成的全球贸易网络图。他提到楼下的展区里一位“90后”创客，通过AI设计工具一天之内生成了几百款融合中国书法与中东几何图案的装饰画，当场就被采购商签约。“今天的义乌，不再仅仅是货物的集散地，正在成为文化创意与数字文明的试验场。”

札记中的烟火气

2026年春天，郑吉昌开始动笔写“数智服务札记”。他在序言中写道：“三十年前，‘服务经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学术边缘议题。我算是国内最早研究服务业、服务贸易的‘服务经济学家’之一了。”

出版著作八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各类报告也做了四百多场，媒体说“著作等身”。但他坦言有一种文体——学术札记，从未染指。“不是不想写。心里清楚，札记这东西，看着随意，实则门槛不低。既要有理论的底子，也要有落笔的文采。”

近年来担任联合会会长后，他有大量机会深入区域和企业调研，看到许多鲜活的实践——那些数智化转型中的纠结与突破，那些服务业新模式背后的道理。这些来自一线的观察，和脑子里转悠的学术念头混在一起，最终催生了这些轻松而不失深度的文字。

“它们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也不是系统的专著章节，就是一些思考的碎片，一些从调研现场得来的感触，一些关于这个‘叠加时代’的新事与旧理，服务的过去和未来。”

全国服务业大会之后，他又写下了一篇札记，题为《京华热土上的“叠加”新章》。文中写道：总书记在这个时候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三个“重塑”上：第一，重塑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转向“服务驱动+数智赋能”；第二，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制造+服务”的深度融合；第三，重塑民生福祉——让服务消费成为“美好生活”的标配。

“它释放的信号是——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拼的是服务。谁能在服务上做出标准、做出温度、做出效率，谁就能在下一个十年立于潮头。”

尾声：三十年长跑的新起点

从90年代那个冷门的学术边缘，到今天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从一个人的孤独拓荒，到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高规格召开；从“被忽视的三分之一”，到总书记亲自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郑吉昌教授见证了这一切。

2026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会议明确提出，服务业规模“十五五”时期有望突破100万亿元。郑吉昌坐在回程的车上，望着车窗外灯火通明的京城，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在书斋里伏案写作的那些夜晚。

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今天会有一场全国性的大会，将服务业提到如此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更不会想到，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会与他三十年来反复论证、不断“布道”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他常说，自己是幸运的，“这既是我个人的选择，更是时代赋予的机遇。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服务经济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

时代的答案，终于在他用了三十年铺就的长路上，一一显现。而对于郑吉昌来说，这条路还远没有走到终点。正如他在札记中写下的那句话：“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而未来的服务业，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