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前段时间翻看旧书，无意中翻出一本1995年的手写笔记本。本子已经发黄发脆，边角磨损得厉害，翻开一看，竟是自己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读到格鲁伯和沃克那篇经典论文时的札记。其中一行潦草的字迹写着：“制造业决定经济实力，但服务——尤其知识服务——决定价值链位置。”

那时我刚踏入服务经济研究的门槛不久，那些年反复思考的，正是“服务如何赋能制造业”这一核心命题。今天回头看，那条铅笔写下的稚嫩判断，竟与我三十多年观察到的经济转型轨迹暗合。

而科技服务业，恰好就是这条线索上最值得咀嚼的一篇章节。

回溯科技服务业的“前世”，我们可以翻到工业革命后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伴随大科学和工业化生产的展开，独立的研发设计、检测认证、技术咨询等机构逐渐从企业内部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商业形态。最早的科技服务，多服务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处于经济社会舞台的配角位置。我早期研究中接触过一个案例：美国第一家独立的工业实验室“阿瑟·D·利特尔公司”在1886年创立，专门为制造企业提供技术研发解决方案。这家公司至今仍以“研发服务外包”闻名于世。它就像一个世纪预言，悄然铺开了科技服务业的路基。

而在中国，科技服务业的兴起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一脉相连。九十年代初，伴随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制造业对专业化技术服务的需求开始萌芽。我跟在杭州一家初创检测公司的调研记忆很清晰——他们从挤在一个简陋办公室里做纺织品的质量认证起步，到后来扩大到电子电器、医疗器械乃至环保检测的全领域覆盖。我注意到，这种“知识密集型外包”在制造业聚集区尤为活跃，它像一个背后推手，悄然托举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从理论框架来分析科技服务业的成长逻辑，我的“三维分析框架”正可以派上用场。从价值维度看，科技服务业的本质是“不可见的价值创造”——研发、设计、检验检测、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这些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却能撬动制造业提质和产业链升级。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占据智能手机产业链利润的75%，并非来自制造本身，而是来自研发设计、操作系统、品牌运营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掌控。

从结构维度看，科技服务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板块，它嵌入制造业的全链条，成为现代产业竞争力的基本来源。一头连着基础科学研究，一头对接产业应用和终端产品，这种居间转化功能是科技强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我还用过一个比喻：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尤其是科技服务业，就是把这些砖块黏合起来的“灰泥”——少了这层灰泥，再坚实的砖块也只能各自为阵，难以形成完整的大厦。

进入新世纪，数智革命澎湃而至，科技服务业迎来了真正的“今生”。最直观的变化首先是效率跃迁——从“工业时代的线性组织”到“数智时代的平台+群落+微粒生态化组织”的根本变革。二十年前，技术转移靠的是人工检索、邮递信函、实地拜访，效率低下且覆盖面狭窄；今天，数智化技术平台让信息匹配不再受时空限制，知识传递可以实时、远程、批量化完成。原先一个个散落各地的研发检测机构，正通过AI匹配、数据分析、物联网传感技术与产业链协同共振。浙江这次九部门联合印发的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要深化信息技术服务，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正是数智技术与科技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科技服务业的形态也不断丰富。我们看到，科技企业孵化器、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平台、技术经理人队伍、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这些新兴专业机构和岗位，正在构建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浙江的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将培育100家综合实力强的科技服务机构，引育100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推动概念验证中心“315”科技创新领域全覆盖。这些指标背后，折射的是从“科技服务的供给短缺”到“高质量、多元化、全链条覆盖”的系统性跃升。

在这里还要特意讲一下技术经理人这支队伍。他们就像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翻译”和“中间人”，要同时懂技术逻辑、懂产业规律、能对接投融资市场、会构建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这批复合型人才的梯度建设，直接决定着科技服务业能否高效打通科创链。我一直认为，技术经理人的出现和壮大，不是某个学科细分出来的职业，而是“叠加时代”对人才能力集提出重构要求后的自然产物。

进入“十五五”时期，浙江将目标锁定为“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营收达2.6万亿元”，这是一个颇具前瞻性也极具挑战性的奋斗目标。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提出，产业出海、服务消费、人工智能将是驱动中国“十五五”甚至未来二十年的三大新动能，而科技服务业恰是这三大动能交汇的前沿——它既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工具革命，又在服务消费升级中扮演知识服务的供给角色，同时助力中国制造以技术优势走向海外。可以说，科技服务业正从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

更值得关注的是，创新模式和产业形态的全新组合。浙江的方案提出的“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的结对合作机制，以及推动“科技领军企业+公共技术平台+高校院所+行业协会”的有组织攻关模式，正是我反复强调的“平台+群落+微粒”生态化组织的生动体现。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做出一项原创成果，由概念验证平台转化孵化为成熟技术，中试平台完成小批量试产，技术经理人穿针引线对接产业链，最终通过企业推向市场——这一步一步的接力，就是科技服务全链条深度融合的价值创造。

全国服务业大会上，我听传达总书记的指示，“服务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话落到我这样研究了大半辈子“服务经济”的人心上，既感欣慰，更觉使命在肩。从最初对“服务经济”概念都少人问津的学术边缘，到如今科技服务业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坚持与反复“布道”，总算等到了春雷的回应。

五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些暑意。我想起浙江方案正式实施的那个日子——5月16日，或许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但在我心里，那是科技服务业在中国地方政策层面迈出的一大步。我拿起笔，想把这些年来对这个行业的观察与思考再梳理一遍。这篇札记，算是其中一角。

窗外，钱塘江潮水正缓缓涨起。浪潮虽无声，但每一次涌动，都在为一场颠覆性的变革积蓄力量。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