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昨天，我在杭州的办公室里盯着手机屏幕。国家发改委专题新闻发布会的直播正在进行，发言人报出一组数字：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占GDP比重59.5%，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说实话，数字本身并不意外。今年九个月，我跑了七、八个省市，在全国各地做了三十多场报告。每到一地，报告之外必排调研，累计走了四五十家企业。制造车间、平台后台、物流园区、金融机构、文旅项目，看得越多，那个方向感就越清晰。但把66.1%这个数字和“第一大产业”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脑子里闪回的，是四十年前一张泛黄的购货券。

一

1986年，我家里攒了许久的钱，托人弄到一张票，抱回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花了1000元。那时候请个保姆，一年也就500元。家电是稀罕物，贵；服务是家常事，贱。那是制造业的黄金时代——一台电视机能顶两个保姆。

四十年后的今天，你再去商场看看。21英寸智能电视的价格，早已不足普通工人半月收入。可家政服务呢？月费五六千是常态，金牌月嫂一单26天拿一万六。电视机的价格几乎原地踏步，品质翻了多少番；保姆的价格涨了一百倍。

这种倒挂不是偶然。它说明的事情只有一件：中国经济的价值重心，从“物”转向了“人”。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判断，而是一个结构性事实的显影。195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只有195亿元，占GDP不到三成，全国服务业从业者不到八千万，每八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个人在干服务业。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这个数字缓慢爬升到905亿元。然后，1985年破百亿，1995年破千亿，2010年破万亿，2021年破四万亿——“十四五”期间连跨两个万亿级台阶。到去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从业者超过4亿人。

从195亿到80万亿，七十五年，三个时代。昨天发改委的66.1%，是这条曲线上的最新一个坐标。

二

我常说，理解服务业的历史，要看三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1949年到1978年。服务业在这个阶段几乎被遗忘。那时候人们拿粮票买粮、凭布票扯布，“服务”两个字在老百姓的日常里，基本等于理发、洗澡、照相、吃饭。国营理发店剪一次头发两毛钱，澡堂子洗一次五分钱。全球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彼时已接近50%，美国早在1950年代就突破了55%。中国在世界服务业的版图上，是一个被忽略的小点。

第二个节点是1978年到2012年。市场化的大门推开一条缝，服务业像春风里的野草长起来。个体餐饮、家电维修、小商品零售，先冒出来的是生活性服务业。然后，随着制造业的膨胀，研发、设计、物流、金融这些生产性服务环节开始从工厂内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又一个专业的服务行业。2001年加入WTO之后，服务贸易开始加速。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分离”和“专业化”。

第三个节点是2012年到现在。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此后一路向上，稳稳站在50%以上，如今逼近58%。但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不是比重数字本身，而是2012年之后，服务业开始和另一股力量正面相遇——数智技术。

这两股浪潮撞在一起，我把它叫作“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时代”。服务业解决的是结构转型问题，数字经济解决的是效率变革问题。二者叠加，不是简单相加，是化学反应。

三

讲到这里，我要插一段学理。不把这件事说清楚，后面的判断就没有根。

“服务”的价值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经历过一次“死刑”、一次“缓刑”、一次“重估”。

古典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把服务定性为“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物质产品，不增加国民财富。这个判断统治了经济学一百多年。服务不创造价值，只消耗价值。这是“死刑”。

到了20世纪中叶，富克斯、贝尔这些人开始为服务正名。后工业社会理论说，服务业不是经济的附庸，是经济成熟后的主体形态。但即便如此，服务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仍然是一个“剩余项”——不是农业、不是工业，剩下的都叫服务业。这是“缓刑”。它被承认存在，但没有被承认创造核心价值。

真正让服务价值被“重估”的，是数智技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服务从“面对面”变成“屏对屏”，从“有限半径”变成“全域覆盖”，从“技能依赖”变成“生态赋能”。服务不再是制造业的附属环节，不再是“剩下的那部分”。服务本身成了价值创造的主战场。

这个重估的力度有多大？你看昨天那个数字就明白了：66.1%。国民经济三分之二的增长动能来自服务业。这不是“剩余项”，这是“主动力”。

四

数智时代服务业的第一个特征，是效率革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百货大楼糖果柜台的张秉贵，凭“一抓准、一口清”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一天服务几百位顾客，已经是个人体力、技能和效率的极限。服务半径仅限于柜台之前、面对面之间。

今天的李佳琦，五分钟卖出1.5万支口红，单场直播覆盖数千万消费者。面对今天的李佳琦，一千个张秉贵也望尘莫及。

这不是职业更替，也不是个人对决，是服务生产方式、价值实现方式、产业组织方式的根本革命。数智技术把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推向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45%的知识型工作，有望通过AI代理完成。

第二个特征，是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

过去我们讲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现在要加第五个：数据。数据的价值不在于你存了多少，而在于它能不能流动起来、能不能被激活。一家制造企业，把设备运行数据接上云平台，售后服务的响应效率可以提升一倍以上，客户在服务上的支出反而高出33%。谁掌控了数据治理的能力，谁就占据了先机。

第三个特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正在消失，日益融合。

昨天我读到一份材料，出席美国国宴的34家企业里，GE航空2025年服务收入301亿美元，是设备销售收入的2.5倍；波音商业飞机部门在亏损，唯一赚钱的板块是波音全球服务，一个板块的运营利润是波音全年净利润的六倍；苹果的服务业务以约28%的营收占比，贡献了公司约45%的毛利润。

造发动机的公司，真正赚钱的是发动机卖出去之后的几十年——维修、备件、数据服务、性能升级。发动机是入口，服务才是利润池。制造在亏钱，服务在赚钱。这就是价值重心迁移最赤裸的注脚。

由此，我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公式：产品价值 = 功能价值 + 情绪价值 + 资产价值。过去我们买东西，看的是功能——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现在消费者为服务付费的时候，买的是体验、是陪伴、是确定性、是被看见的感觉。对比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GDP的65%到70%，中国在这片蓝海里还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开掘。

五

回到昨天发改委的数据。

66.1%的贡献率，5.9个百分点的同比提升，5个月连续55%以上的景气指数。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说明的不是一个季度的短期波动，而是一个结构性判断的确立：服务业已经从“重要组成部分”变成了“主动力产业”。

什么叫主动力产业？就是当经济承压的时候，它顶上来的力度最大；当结构转型需要方向的时候，它给出的信号最强；当就业需要吸纳的时候，它敞开的口子最宽。4亿从业者，超过GDP一半的占比，连续多年的贡献率第一——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就是“第一大产业”这四个字的全部重量。

昨天发布会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在意。李春芳提到，国家发改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了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现在正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试点。这个方向是对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不是替代关系，是“破墙”关系。制造企业把服务环节做深了，利润结构就变了；服务企业把数字工具用透了，服务半径就变了。

我做了三十多年服务经济研究，三十年前“服务经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学术边缘议题。今天它成了国民经济的主动力产业。三十年前我写论文讨论“服务业能不能成为主导产业”，今天发改委的发布会用66.1%给出了回答。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一条经济规律终于走到了它该在的位置上。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产品的竞争，是场景的竞争、生态的竞争。未来的产业，不再有纯粹的制造和纯粹的服务，只有“制造+服务”“技术+服务”“数据+服务”的一体化价值创造。未来的一切产业，最终都会变成服务业——不是因为制造业消失了，而是因为制造业的价值重心，已经系统性地迁移到了服务环节。

昨天杭州的天气很好。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合上电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66.1%。四十年前一台电视机能顶两个保姆的时代，真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