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8月16日，杭州。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郑吉昌教授，应“静静有约”工作室创始人陈静女士之邀，就“中国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时代的产业发展逻辑”展开深度对话。

对话从近期财经界一场热闹的争论切入。

一、从钟睒睒炮轰电商谈起：平台非敌，内卷是病

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对电商平台的激烈批评，与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辩护，在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但在郑吉昌教授看来，双方争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钟睒睒说的是平台的权力越界，吴晓波捍卫的是平台的效率革命，”郑吉昌开门见山，“这两者都摸到了大象的一条腿。要看清全貌，还得从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叠加时代的视角往下看。”

他首先对双方表达了审慎的敬意。

钟睒睒的炮轰，值得尊重。他提醒我们，效率不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公平、活力、创新同样重要。吴晓波的“不敢苟同”同样值得倾听。他提醒我们，不要因为看到阴影就否定光的方向。 

他抛出自己在文章中的核心判断：平台非敌，内卷是病。

郑吉昌认为，钟睒睒看到了平台对线下零售的冲击、对价格体系的扰乱，但他没有看到的是——平台正在把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个体，变成面向全社会的主理人。这才是服务经济在数智时代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他用了几个生动的例子来阐释这一变化：

一个小镇青年，过去只能在本地开个小店，服务半径三五公里；今天他可以在抖音上教人弹吉他，学员遍布全国。一个退休的厨师，过去只能在家做饭给家人吃；今天他可以在小红书上传菜谱、开直播教学，成为几十万人关注的美食主理人。一个山区的果农，过去只能把水果低价卖给中间商，价格被层层压低；今天他可以自己开直播间，让消费者看到果树开花、结果、采摘的全过程，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果子直接卖给消费者。他还介绍了近期在云南大理宾川县的考察见闻。

他给出了一组宏观数据：中国目前有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者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收入。他们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主播、短视频创作者、数字设计师、知识付费讲师、跨境电商卖家……放在20年以前，这些人大多数要么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成为“单位人”，要么被隔绝在主流商业体系之外。

数字平台做了一件传统商业体系从未做到的事情：把服务能力从组织垄断中解放出来，直接与社会需求对接。这不是对线下经济的“破坏”，这是对服务生产力的“解放”，他强调。

但郑吉昌并不回避平台经济的问题。他指出，当前平台经济深陷“内卷式”竞争，表现为低价倾销、流量争夺和规则滥用，形成“低价—低质—更低价格”的恶性循环。“内卷的板子不能全打在平台上”。

数字平台的最大贡献，不是“让商品更便宜”，而是“让服务能力可交易、可定价、可规模化”——它让每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创意、劳动，都有了直接变现的可能。

数字平台打开的，恰恰是这种“物理空间无法提供的可能性”。它让一个甘肃的农民能和深圳的设计师协作，让一个成都的厨师能把火锅底料卖给纽约的华人，让一个只有三五个人的小微团队能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客户。

这不是“中间商”在压榨，这是“服务基础设施”在赋能。平台的本质，三个词：是“发现”独特的价值；是降低“连接”的成本，提高“匹配”的效率。

 把内卷归咎于平台，就像把堵车归咎于高速公路。路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所有人都开着同样的车、涌向同一个出口。

 郑吉昌话锋一转：“但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当我们还在争论该走哪条路的时候，时代已经把路修成了立交桥。”

二、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六大特征与三大转变

以此为引，郑吉昌系统阐述了他的核心判断：中国已全面迈入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性转型期。

他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价值重心的转移：“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台17寸黑白电视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请保姆每月仅需几十元；如今智能电视不足半月工资，保姆月薪已近六千。价格倒挂的背后，是‘服务’站到了经济舞台的中央。”

郑吉昌提出，叠加时代的产业变革呈现六大特征：

第一，效率革命。数智技术把服务触达半径和响应速度推到极致，45%的知识工作有望由AI代理承接，人类退到创意与情感交互的后台。

第二，数据资产。数据不靠存储赚钱，靠流动和活化赚钱；谁有“数据—分析—应用”闭环，谁就捏住创新开关。

第三，产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边界模糊——以iPhone为例，代工利润不足15%，苹果靠研发、系统、品牌运营拿走75%以上。“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

第四，服务消费。居民从“买东西”转向“买体验”，文旅、健康、教育、数字内容成新蓝海，2024年个人文化娱乐服务出口增幅达39.3%。

第五，服务贸易。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低成本跨境跑，2024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额达3859亿美元。

第六，供给系统化。从“散珠”到“项链”，从千人一面到一人千面，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判。

在此基础上，郑吉昌提炼出三大产业底层变革：

竞争力之变——从产品力到场景力、生态力。“场景覆盖产品，生态支撑产业。”用户买智能车不是买轮子，是买“移动办公+娱乐+通勤”的场景。

价值创造之变——独特的价值必须搭载平台放大。他拿歌手收入打比方：1801年比林顿夫人靠现场票，2005年埃尔顿·约翰靠唱片，2025年泰勒·斯威夫特靠全球平台+巡演+流媒体。“好服务不接平台，等于好声音不接麦克风。”

流程逻辑之变——从职能驱动到用户驱动。“始于客户需求，终于问题解决”，AI不会让服务业消失，只会让低效的服务消失。

三、“静静有约”：从政府招商人到OTC产业平台掌舵人 

对话的另一位主角陈静女士，其转型轨迹本身即是对这场产业变革的生动注解。

陈静，商务部特聘讲师，浙江省“最美招商人”，杭州市“十佳公务员”。她曾任杭州钱塘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在近30年的政府招商生涯中，先后引进20余个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企业投资项目，其招商案例《陈静和钱塘的故事》荣获浙江“最美招商人”金奖

2024年，陈静转型创立“静静有约”工作室。郑吉昌教授对此评价道：“陈静女士的转型，不是简单的职业身份转换，而是从‘服务政府招商’到‘服务产业生态’的质变。她是典型的个人经济体先锋力量。由局长蜕变为个人经济体，再由个人经济体蜕变为个人经济体赋能平台，由OPC蜕变为OTC赋能平台。这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典型样本——把过去积累的产业洞察、政策理解、资源网络，转化为面向企业的专业服务能力。”

郑吉昌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竞争的关键。制造业的竞争，本质上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拥有更高附加值，而这两端都属于服务业范畴。“陈静从政府招商人到平台掌舵人，完成了从‘政策端’到‘市场端’的价值迁移，这正是服务经济时代个人价值重构的缩影。”

郑吉昌最后总结：“人性化服务+智能化技术，是未来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终极方向。中国正处于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性转型期，需要更多像‘静静有约’这样的生产性服务平台，成为连接政策、产业与市场的桥梁，共同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服务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