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导读:8月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专题节目《揭开“假洋牌”的真面目》,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假洋牌”黑产业链。一个名为“诺斐丽”(NutriFavor)的所谓“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保健品,实际生产成本仅三四十元,却以320元的价格在电商平台销售。
从境外空壳公司注册到国内代工生产,从“香港一日游”洗白身份到保税仓发货,这条“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黑灰产业链,将国产普通食品精心包装成“洋品牌”,对消费者进行系统性收割。(详见#网经社 专题:https://www.100ec.cn/zt/jyphcyl/)
出品|网经社
作者|可乐
审稿|云马
配图|网经社图库
一、320元的“澳洲进口”产自广州
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丽”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和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徐女士在天猫国际旗舰店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丽护巢小紫舱”。

到货后,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还附有报关单和溯源信息。徐女士对产品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2026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发布案情通报,徐女士才得知自己购买的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洋牌”。
经查,从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犯罪嫌疑人李某和王某合伙运营“诺斐丽”品牌。他们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时间,全网销售总额达到435万余元。刨除生产、运营等基础成本,两人非法牟利超211万元。目前,涉案产品已全部扣押,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根据警方调查和多家媒体披露,“诺斐丽”主要通过以下四个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
天猫国际:犯罪嫌疑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入驻天猫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业务。徐女士正是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购买了该产品。
小红书:“诺斐丽”在小红书等平台投放大量种草笔记和博主推广。犯罪嫌疑人还与多位博主签订推广协议,通过社交平台制造“网红”效应。
京东国际:与天猫国际类似,犯罪嫌疑人利用香港空壳公司的身份入驻京东国际,以“跨境直供”的标签进行销售。
抖音:“诺斐丽”在抖音开设官方账号,发布宣传视频。一条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品牌背景。据警方调查,该视频全程在国内拍摄,出镜的外籍人士是花钱聘请的模特。
值得注意的是,该品牌10个月总营收435万元中,推广费用支出高达220余万元,占比超过一半。每盒产品的推广费用超过60元,是生产成本的两倍,广告费占售价的六成五以上。
二、黑产业链全揭秘
央视调查揭示,“诺斐丽”假洋牌的造假过程可以分为四个环环相扣的步骤。
第一步:伪造海外身份
犯罪嫌疑人在澳大利亚花费一万余元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将“诺斐丽”商标挂靠在这家公司名下。商标注册仅花费3999元。产品外包装上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地址,经警方实地核查,对应的竟是一家烘焙用品店;所谓的生产工厂地址,也不过是一栋与“诺斐丽”毫无关系的厂房建筑。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也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花费近10万元。
第二步:注册香港空壳公司
为进一步完善“合规”链条,该团伙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空壳公司。这家公司没有实际办公场所、没有员工,注册地址仅仅是一个信箱。该公司的唯一董事正是犯罪嫌疑人之一。这家香港空壳公司负责“诺斐丽”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第三步:国内代工生产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后,该团伙在广州找到一家代工厂进行实际生产。“诺斐丽”提供给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公司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出身的员工自行配制的。宣传资料称产品含有麦角硫因、手性肌醇、藏红花提取物等成分。然而,麦角硫因在国内至今未被批准为新食品原料,也没有含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批上市。该团伙也未对配方做人体试食安全性测试。包装材料则在浙江生产后运至广州组装。
第四步:“香港一日游”洗白身份
产品生产完成后,该团伙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将产品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当天即返回内地保税仓,俗称“一日游”。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该团伙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在进口报关单上,产品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等普通食品成分名称进行申报,原产国标注为澳大利亚,从而蒙混通关。
就这样,一套完整的“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黑灰产业链就此形成。

据警方对“诺斐丽”进行的成本核算,包括物流、代加工、原料采购、平台各项服务支出及引流费用在内,其总成本约为110万元。产品数量约36000盒,每盒成本仅为30.6元左右。
而每盒产品的售价高达320元。成本与售价之间相差近10倍。如此惊人的利润率,正是“假洋牌”黑产业链屡禁不止的根本驱动力。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调查时坦承:“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身份伪造和产品生产只是基础,要让消费者相信“洋品牌”的真实性,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包装”。
伪造荣誉:在“诺斐丽”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该团伙还付费2至3万元购买“蒙特国际高品质大奖”等野鸡奖项。部分专利权原本仅授予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在宣传时被刻意套用到成品上,误导消费者。

聘请外籍模特:“诺斐丽”抖音官方账号的一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据警方调查,该视频全程在国内拍摄,所谓“海外专家”不过是花钱聘请的外籍模特。视频中的“实验室”场景,实为宁波一家食品加工厂的场地,所谓的“研发画面”不过是工人在风淋室除尘、用灌装机灌装西梅汁。
三、谁在纵容“假洋牌”?
“假洋牌”现象在中国市场并非今天才有。早在2002年,号称“丹麦国际知名品牌”的香武仕音响被曝产自东莞一个名叫卢村的小地方。2006年,号称“德国经典”的欧典地板被揭露出其德国总部根本不存在。2011年,央视曝光达芬奇家居实为“国产洋牌”——其委托东莞代工工厂生产价值3万元的双人床,通过深圳出口意大利再转运回国,身价便暴涨十倍卖到30万元。此外,珂莱诗 (CLINSIS)、芬迪卡萨 (FENDI CASA)、伯希和 (PELLIOT)、名创优品 (MINISO)、SKG、慕思 (DeRUCCI)、元气森林等也通过虚构“海外血统”来抬高身价。
类似的“假洋牌”还有很多,杭州市电子商务协会新零售专业委员会主任助理、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吴夏雪介绍,如“欧典地板”,宣称源自德国,但产品由北京通州厂家生产,被定性为“虚假宣传”;“达芬奇家具”,自称“100%意大利制造”,实际上通过“出口转内销”;“丸美”披着“日货马甲”,实为中国本土品牌;假泰国香米,实为安徽本地产普通大米。

从香武仕到欧典,从达芬奇到达芬奇,再到如今的“诺斐丽”,二十多年来,“假洋牌”的操作手法惊人地相似——境外注册空壳公司、国内代工生产、伪造进口身份、高价收割消费者。“假洋牌”如同一场不断重演的闹剧,暴露出的是消费心理、监管体系和市场生态的系统性症结。
“诺斐丽”案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一个品牌造假那么简单。
跨境电商监管存在漏洞:按现行规则,跨境商品按“个人自用物品”监管。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一制度空隙,通过“保税仓发货”的标签营造“正品进口”的假象。有厂家甚至声称,从出配方、打样、设计到出货,35天内即可将一款国产货变为所谓“洋品牌”,贴上“保税仓发货”标签后以数十倍高价销售。
电商平台审核形同虚设:犯罪嫌疑人仅凭一个香港信箱地址注册的空壳公司,就能顺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犯罪嫌疑人在香港租用的只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办公地点。如此低门槛的审核标准,为“假洋牌”的泛滥提供了温床。
知名天使投资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郭涛认为,平台在内容和商品审核中应承担的主体责任包括:严格核验商家资质和商品信息真实性,对虚假宣传、违规商品及时下架;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和维权机制,协助消费者解决纠纷;对明显违规的营销内容主动拦截,从源头减少问题发生。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进而指出,要真正推动平台强化审核,不能仅依赖“事后灭火”式的约谈,必须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体系:
首先,强化规则与标准指引:需要进一步细化并强制平台执行如《电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规范》等国家标准,将审核义务具体化、可操作化。
其次,压实常态化自查责任:应督促平台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与合规自查机制,并配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审核团队,将合规要求内化到运营流程中。
最后,加大失责惩戒力度:对于屡次出现审核重大漏洞、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平台,除了约谈,更应依法动用罚款、暂停相关业务、甚至吊销许可等更具威慑力的行政处罚,并与其企业信用直接挂钩。只有让失责的成本远高于审核投入的成本,才能倒逼平台将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违法成本低、收益高:10个月营收435万元,非法牟利超211万元,而两名犯罪嫌疑人目前仅被移送审查起诉。相比之下,消费者付出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健康风险——产品违规添加了我国尚未批准的食品原料。
从香武仕到欧典,从达芬奇到诺斐丽,“假洋牌”的故事讲述了几十年。每一次曝光都引发一阵舆论哗然,但每一次风暴过后,新的“假洋牌”又会在市场的某个角落悄然生长。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个别不法商家的贪婪,而在于那个让“洋马甲”永远有市场的土壤——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监管体系的缝隙、平台审核的失守,以及违法成本与非法收益之间的巨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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