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2026年4月,浙江省经信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营收达2.6万亿元,建成10个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区,培育100家综合实力强的科技服务机构、100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这份锚定未来的政策文件,既是浙江深耕创新赛道的战略布局,更印证了一个时代趋势:科技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内核,已从产业附属环节成长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
为此,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郑吉昌教授接受专访。郑吉昌教授长期深耕的数智经济和服务经济理论,是中国服务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与引领者。他提出的“服务与数智叠加时代价值重构”、“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黏合剂”等理论深刻影响着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发展,“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这一论断更是引发学界、产业界与政策层的广泛热议与深度共鸣。他的一系列观点,为解码科技服务业的起源、演进与体系构建,提供了深刻的理论视角与现实指引。
一、溯源:从产业内嵌到独立裂变,科技服务业的分离之路
科技服务业的诞生,本质是社会分工深化与产业价值重构的必然结果,其演进始终遵循“内嵌—分离—融合”的产业规律,而这一过程,正是郑吉昌教授服务经济理论中“分工催生专业化,专业赋能价值跃升”的生动佐证。
回溯工业文明初期,科技服务并非独立产业,而是深度内嵌于制造业内部的附属环节。18世纪工业革命至20世纪中期,机器大生产主导经济形态,企业核心聚焦生产制造,研发设计、技术咨询、设备维护等科技相关活动,均由企业内部部门承担——工厂的实验室只为自身产品迭代服务,技术人员隶属于生产车间,科技活动完全是制造业的“内生成本”,尚未形成独立价值单元。此时的经济体系中,“制造为王”,服务仅作为生产的补充,无独立产业地位,更无“科技服务业”的概念。
20世纪中期至末期,全球产业格局迎来第一次裂变,科技服务开始从制造业内部初步分离,形成独立业态雏形。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突破式发展,市场竞争从“规模竞争”转向“技术竞争”。制造业企业为聚焦核心生产、降低创新成本、提升专业效率,逐步将研发设计、技术检测、知识产权等非核心科技环节剥离,交由外部专业机构承接。
1856年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成立,成为全球最早的科技服务雏形组织,主要提供技术咨询;20世纪中后期,美国涌现出专业研发服务商、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孵化器等,科技服务开始以独立主体形式存在。这一阶段的分离,是“效率驱动型分离”,正如郑吉昌教授所言:“专业化分工的本质,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从而实现价值倍增”。分离后的科技服务机构,不再依附于单一企业,而是面向全行业提供标准化服务,规模经济效应初显,科技服务业从“制造业的附属”变为“服务业的分支”。
进入21世纪,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科技服务业完成彻底分离与体系化独立,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柱,这也是郑吉昌教授提出的“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叠加时代”的核心特征。数智技术打破了产业边界,研发、设计、检测、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等环节不断细分、专业化程度持续提升,单一企业已无法覆盖全链条科技服务需求;同时,市场对科技服务的需求从“单一环节”转向“全链条闭环”,倒逼科技服务业形成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此时的分离,不再是简单的环节剥离,而是价值链条的重构——科技服务业不再是制造业的“配套”,而是与制造业“共生共荣、相互赋能”的独立产业,成为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关键桥梁,这正是郑吉昌教授强调的“未来的一切产业,都是服务业”的深层内涵:制造业的价值实现,越来越依赖科技服务的赋能。
从历史逻辑看,科技服务业的分离之路,是一条从“内生成本”到“外生专业”再到“核心引擎”的价值跃升之路。其本质是社会分工深化、技术革命推动、市场需求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郑吉昌教授的服务经济理论,精准揭示了这一过程的核心动力:服务的价值,在于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数智化,打破产业边界、重构价值链条、赋能实体经济。
二、解构: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科技服务业的价值维度
郑吉昌教授在服务经济研究中提出“三维分析框架”,即从价值、结构、制度维度解码服务经济,其中价值维度强调:“服务业的本质是‘不可见的价值创造’,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系数是传统服务业的3.2倍”。科技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其价值远超传统服务业,是“不可见价值创造”的典型载体,核心价值体现在三大维度,兼具“产业赋能、创新转化、经济升级”的多重意义。
(一)产业赋能价值:破解制造业“创新孤岛”,推动“制造+服务”融合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但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面临“创新孤岛”困境:企业内部研发能力不足、外部创新资源对接不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科技服务业的首要价值,便是打通科技创新与制造业的壁垒,为制造业提供全链条、专业化科技支撑,推动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创新型制造”升级。
从数据维度看,浙江的实践已印证这一价值:截至2025年底,浙江拥有科技服务机构超5万家,其中研发设计机构1.2万家、技术转移机构300余家、检验检测机构2800余家;2024年,浙江科技服务业营收达1.2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18%,为全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研发设计、技术检测、知识产权等服务,助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占比达3.2%,新产品产值率超40%。这组数据印证了郑吉昌教授的判断:“服务系统化让制造业不再只卖产品,而是卖一整套解决方案”。科技服务业通过嵌入制造业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将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导入制造业,破解“创新孤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实现“制造”与“服务”的价值共生。
(二)创新转化价值: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最后一公里,激活创新动能
科技创新的价值,不在于实验室里的论文与专利,而在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痛点:高校、科研院所的大量科研成果束之高阁,企业却苦于无技术可转化、无成果可应用。科技服务业的核心价值,便是搭建“产学研用”对接桥梁,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激活创新要素的价值。
郑吉昌教授强调:“数智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而科技服务的本质,是通过专业化服务,实现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流通与增值”。科技服务业中的技术转移、概念验证、中试孵化、科技金融等业态,正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关键载体:技术转移机构对接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概念验证平台为早期成果提供可行性验证,降低转化风险;中试平台打通“小试”到“量产”的瓶颈;科技金融机构为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浙江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双百千万’专项行动”,正是对这一价值的政策强化——通过全链条科技服务,推动每年400项“三首”(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技术落地,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竞争力。

(三)经济升级价值: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从“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科技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
郑吉昌教授指出:“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叠加,正推动经济价值重心从‘有形商品’转向‘无形服务’,科技服务业作为高端服务的核心,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从全国数据看,2025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48.2万亿元,占GDP比重34.4%,其中科技服务业占比超20%,年复合增长率达8.8%,远高于GDP增速。浙江锚定2030年科技服务业2.6万亿元营收目标,正是顺应这一趋势——通过发展高端科技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主导、创新驱动”转型,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浙江样板。
三、全景:数智化重构下,科技服务业的现代体系构建
郑吉昌教授在专访中反复强调:“数智技术是重构服务业的核心力量,通过效率革命、产业融合、数据资产化三大路径,推动服务业体系全面升级”。在数智经济深度渗透的今天,科技服务业已不再是单一业态的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了覆盖创新全链条、数智化深度赋能、多业态协同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其核心可概括为“四大核心业态、三大支撑体系、数智化全面渗透”,兼具清晰的结构逻辑与鲜明的数字特征。
(一)四大核心业态:覆盖创新全链条,构建闭环服务生态
现代科技服务业体系的核心,是围绕“研发—转化—孵化—产业化”创新全链条形成的四大核心业态,业态之间相互衔接、协同联动,形成闭环服务生态,精准匹配科技创新全流程需求。
1. 研发设计服务:处于产业链上游,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业设计、工程技术服务等,核心是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工艺优化等专业服务,解决“无技术、无设计”的痛点。浙江行动方案提出“强化各级各类创新平台统筹,建立‘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正是聚焦研发设计服务能力提升。
2. 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处于产业链中端,是连接研发与产业化的关键枢纽。涵盖技术交易、概念验证、中试孵化、价值评估、知识产权运营等,核心是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解决“成果闲置、转化低效”的痛点。到2030年,浙江将引育100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正是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人才支撑。
3. 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贯穿产业链全环节,是保障创新质量的重要支撑。涵盖产品检测、标准制定、计量校准、质量认证等,核心是为科技产品提供质量验证、合规认证,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解决“质量无保障、市场难认可”的痛点。浙江计划实现“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全覆盖,强化检验检测与知识产权服务联动。
4. 科技综合服务:覆盖产业链全流程,是保障创新生态的基础支撑。涵盖科技金融、科技咨询、知识产权、人才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等,核心是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人才、信息、法律等全方位保障,解决“资金短缺、人才不足、信息不畅”的痛点。
(二)三大支撑体系: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强化生态协同能力
四大核心业态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基础设施、政策制度、人才资源三大支撑体系的保障,这也是郑吉昌教授“三维分析框架”中结构与制度维度的核心体现。
• 基础设施支撑:以创新平台、产业集聚区、数字服务平台为核心。浙江规划到2030年建成10个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区,统筹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构建全省科技企业孵化“一张网”,通过基础设施集约化、数字化,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 政策制度支撑:以产业政策、财税支持、产权保护、行业标准为核心。从国家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浙江九部门联合行动方案,政策层面持续强化顶层设计,通过科技成果赋权、司法保护、专项资金支持等举措,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 人才资源支撑:以技术经理人、研发工程师、知识产权师、科技咨询师等高端人才为核心。郑吉昌教授强调:“人才是服务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高端人才的集聚程度,决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高度”。浙江引育1000名高水平技术经理人,正是聚焦核心人才培育,筑牢产业人才根基。
(三)数智化全面渗透:重构服务模式,提升价值能级
数智技术的深度渗透,是现代科技服务业体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郑吉昌教授“数智叠加时代服务革命”的核心内涵。数智技术通过三大路径,全面重构科技服务业的服务模式、交付方式与价值形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1. 效率革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服务精准度。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信息不对称,构建线上科技服务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配,降低搜索成本、匹配成本、信任成本。例如,浙江搭建的“科技服务超市”,整合全省5万家科技服务机构资源,企业在线即可对接研发、检测、技术转移等服务,服务对接周期从平均30天缩短至7天,效率提升75%。
2. 产业融合:打破业态边界,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数智技术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数字产业深度融合,催生“研发+制造”“检测+数字”“技术转移+金融”等新业态。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等环节数据打通,实现“研发—生产—检测”一体化服务,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3. 数据资产化:激活数据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形态。数据成为科技服务业的核心生产要素,通过数据采集、分析、应用,为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创造数据增值价值。例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通过分析全球专利数据,为企业提供专利布局、侵权预警等服务,数据价值转化为服务价值。
从体系逻辑看,现代科技服务业是一个“核心业态闭环运转、支撑体系强力保障、数智技术全面赋能”的有机整体。四大核心业态覆盖创新全链条,三大支撑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数智化渗透重构价值形态,三者相互支撑、协同联动,共同构成科技服务业的现代产业体系,这正是郑吉昌教授服务经济理论在数智时代的生动实践——服务不再是附属,而是万物互联生态的“粘合剂”,是驱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四、结语:锚定未来,科技服务业的时代使命与浙江担当
从产业内嵌到独立裂变,从配套附属到核心引擎,科技服务业的演进之路,是一部社会分工深化史、技术革命驱动史、服务价值跃升史,更是郑吉昌教授服务经济理论从学术建构到现实落地的生动印证。在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今天,科技服务业已成为破解“创新孤岛”、打通“成果转化壁垒”、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承载着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代使命。
浙江此次九部门联合发文,锚定2030年2.6万亿元营收目标,既是对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更是立足浙江创新优势、抢抓服务经济发展机遇的战略布局。作为数智经济大省、制造业强省,浙江发展科技服务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数智技术领先、制造业集群完备、创新资源集聚、市场活力迸发。未来,随着行动方案的落地实施,浙江将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业体系、强化数智赋能、培育高端业态、集聚高端人才,推动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为全国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浙江经验、贡献浙江力量。
从科技服务业的起源与演进,到“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叠加时代”的产业底层逻辑,再到科技服务业体系如何系统构建——郑吉昌教授娓娓道来,层层深入。一场访谈下来,原本庞杂的脉络变得清晰有序,仿佛一幅完整的产业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服务经济时代,价值的创造不再依赖有形的产品,而依赖无形的知识、技术与服务”,郑吉昌教授最后坦言。科技服务业的未来,正是价值创造的未来——它将以专业化的服务、数智化的赋能、系统化的生态,持续激活创新动能、赋能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升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书写服务铸基、创新赋能的时代华章。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是国内服务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与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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