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从2005年到现在，20年间，我先后在云南做过四次讲学。每一次站在不同的讲台上，面对不同的听众，回应不同阶段的问题。如今回望，这四次云南之行，恰好串起了我关于服务经济思考的一条主线。

第一讲：春城启蒙（2005年）

2005年的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越过40%。那时候，学界还在争论一个今天看来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服务业到底创不创造价值？

那年春天，国家发改委在昆明举办全国发改委主任培训班。我受邀为来自全国各省的发改委主任们作了一场关于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报告。滇池的波光就在不远处闪烁，台下坐着几十位掌控各省产业政策方向的负责人。

我讲了一个核心判断：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经济越发达，服务业占比越高——这不是偶然，是规律。

当时我用了一个比喻：如果把经济比作一个人，制造业是骨骼和肌肉，服务业就是血液循环和神经系统。没有血液循环，肌肉再强壮也会坏死。

不过，那次讲学中我感受最深的，还不是“服务业创不创造价值”这个争议——那毕竟只是少数人的观点。真正让我感到忧虑的，是台下大多数人对服务业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发、吃饭、洗头、睡觉”的层面。一提到服务业，他们想到的就是生活性服务业，就是餐饮、住宿、美容美发。至于研发设计、物流金融、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认识还远远不到位。

正是这种“不到位”，让我意识到必须为生产性服务业找到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也正是在那几年，我系统思考并提出了“双核模型”：

第一核是“黏合剂”。生产性服务业把研发、设计、物流、金融这些环节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出来，又把它们重新黏合成一个高效的产业生态系统。没有它，各产业环节就是一堆散落的零件；有了它，才能组装成一台运转自如的机器。

第二核是“制度基石”。它提供的信用评估、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认证、合规审计，是市场经济的“软基础设施”。它降低了不确定性，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勇于创新。没有它，交易成本高企，分工协作就难以深化。

台下有人点头，也有人将信将疑。但我知道，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个“双核模型”的种子，正是在昆明那次讲学中埋下的。

第二讲：边陲千人大课（2009年）

第二次去云南，是应德宏州之邀。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西部，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503.8公里。瑞丽江从城中穿过，对岸就是缅甸的木姐市。

到了德宏我才知道，当地对这次讲学的重视程度远超预期。时任州委书记和政协主席等主要领导全程陪同。讲座设了一个主会场和若干分会场，通过视频系统连接，总共有1600多人同时听讲。台下坐着的，是州里各机关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县市区州的主要负责人。

一千多人，在一个边陲少数民族自治州，来听一场关于服务业的讲座。这个场景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他们渴望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德宏当时面临的发展困境是真实的。地理位置偏远，工业基础薄弱，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靠后。但德宏有它独特的优势——面向缅甸的区位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热带亚热带的自然禀赋。

我在讲座中提出：德宏不应当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应当从自身区位优势出发，大力发展边贸和旅游，走一条以服务贸易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具体建议有三条：把边境贸易从单纯的货物过境升级为综合服务，让“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服务产品，不只是观光，而是深度的文化体验；利用边境优势发展跨境服务贸易，特别是面向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

讲座前，我花了二天时间在德宏各地调研，走了瑞丽口岸、畹町桥、姐告边境贸易区。站在姐告国门前，看着来来往往的货车和边民，我更加确信：服务贸易的潜力，在这里远比传统制造业大得多。

那次德宏之行让我深刻体会到，“双核模型”不仅适用于发达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德宏最缺的不是资源，而是把资源“黏合”起来的服务能力，以及让交易各方“互信”的制度基础设施。边贸中的信用问题、结算问题、标准问题，哪一个不是“制度基石”要解决的？

第三讲：大讲坛上的第二个声音（2010年）

第三次云南之行，是2010年。

那一次，我受邀在“云南服务贸易大讲坛”上作报告。这个讲坛规格很高，第一讲的主讲人是时任国家商务部部长，第三讲的主讲人是阿里巴巴的马云。我排在第二讲。

站在那个讲台上，我面对的是一个不同于前两次的问题：云南这样一个内陆边境省份，服务贸易的特点是什么？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我给出的回答是：云南的服务贸易不应简单模仿沿海地区，而应当立足于自身的三大独特优势。第一，区位优势——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在跨境物流、跨境金融、跨境旅游等领域有着沿海省份无法替代的地缘价值。第二，民族文化优势——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服务产品。第三，生态资源优势——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为康养服务、生态旅游、中医药健康服务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提供了天然基础。

我特别强调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协同关系。云南的边境贸易长期以货物贸易为主，但货物贸易做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催生对服务贸易的需求：跨境结算需要金融服务，物流运输需要供应链管理，商品交易需要检验检测认证。这些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黏合剂”功能的体现。

讲学期间，我还考察了云南多个地区的边境贸易情况。从昆明的花卉拍卖市场到瑞丽的口岸经济区，我看到了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云南。

第四讲：苍山脚下的叠加时代（2020年）

第四次去云南，是2020年，大理白族自治州领导干部学习。

那一年，大理州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换道超车”的构想，先后到阿里巴巴等企业考察学习，推动云南信创产业园落户大理。大理州与阿里云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聚焦旅游、环保、交通等核心场景，探索建设具有大理特色的城市大脑。洱海边的这座古城，正在试图用数字技术重新定义自己的未来。

我的讲学主题，正是围绕“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展开。

我提出了一个核心判断：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深度叠加的历史性转型期。服务经济解决“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数智经济解决“生产效率变革”问题——二者叠加，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场化学反应，形成“1+1>2”的倍增效应。

面对大理的领导和企业家，我特别谈到了“双核模型”在数智时代的进化。

第一核“黏合剂”，正在升级为“智合”。传统的黏合是点对点的、线性的，依赖人工沟通与合同契约，难免有迟滞与缝隙。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智能传感器、工业互联网与大模型共同构成了一张“会呼吸的黏合网”——不再是事后介入，而是通过数字孪生平台与产业流程实时共生。

第二核“制度基石”，正在从静态的、人工执行的规则，进化为动态的、算法驱动的“智能基座”。基于区块链和AI的智能合约，可以让一笔跨境技术交易在数秒内完成自动结算与合规审查，大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我讲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大理的旅游业如果只是“一部手机游云南”，那还停留在工具层面；但如果把游客的行为数据、景区的运营数据、交通的流量数据打通，让AI主动感知游客的潜在需求——你刚走出机场，系统已经为你规划了避开人流的路线，推荐了今天最合适去的景点——这就不是“数字化”，而是“数智化”了。大理当时正在推进的“苍洱云”大数据中心，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我还提到大理与阿里云合作的“菲住布渴”未来酒店项目，机器人送餐、智能管家，这些看似微小的场景，恰恰是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微观注脚。

尾声

四次云南讲学，跨越了二十年。

第一次回答“服务业为什么重要”，纠正“只知道理发吃饭、不知道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偏差；第二次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双核模型”；第三次探索服务贸易在特定区域的发展路径；第四次直面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时代命题。

更大的变化写在数据里。2025年，云南省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增速居全国第5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14.1%。云南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同比增长24.4%，全省服务贸易涉外收支总额22.4亿美元。当年我在昆明讲台上说的“服务业创造财富”，在今天已是常识——202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今年上半年，59.5%，66.1%。

二十年前，我对台下的发改委主任们说：“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今天，我想加上一句：服务的数智化水平，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标尺。

四次云南讲学，从春城到边陲，从大讲坛到苍山脚下。云南这片土地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找到服务业的切入点，更是如何用服务的思维去理解一个地区的经济逻辑——不是简单地“建工厂”，而是找到那些能把资源黏合起来的力量，那些能让交易各方互相信任的制度安排。

这，或许就是服务经济的真谛。

（作者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数智技术与服务业联合会会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