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经社讯)“产业出海、服务消费、人工智能，这是‘十五五’及未来二十年我国发展的三大新动能”，当“十五五”规划即将启航，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发展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节点，著名服务经济学家、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郑吉昌教授在接受专访时，以这句凝练的论断开篇。
据网经社数字生活台（DL.100EC.CN）了解，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权威学者、服务经济学的开拓者、国家服务贸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郑吉昌教授深耕服务经济与数智创新研究数十年，见证并推动了中国经济从工业主导到服务经济与数智经济叠加的历史性转型。此次专访中，他立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发展积淀，系统解读了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三大传统动能的演进逻辑，深刻阐释了“十五五”时期产业出海、服务消费、人工智能三大新动能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图景与行动指引。
一、回望四十年：三大动能铸就“领跑并跑”发展奇迹
记者：郑教授您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济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如今制造业全球份额已达32%，在多个领域实现领跑并跑。您认为支撑这一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动能是什么？
郑吉昌：这四十余年的发展成就，本质上是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三大核心动能相继发力、协同赋能的结果。这三大动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外部红利捕获—内部空间重构—技术效率提升”的完整逻辑链条，推动中国从全球经济体系边缘走向中心。
首先看全球化，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首要外部动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一补”到加入WTO后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用三十余年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身份转变。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我们不仅获得了市场扩容、资本流入的直接红利，更实现了技术溢出与管理升级，逐步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如今，中国已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主动塑造规则，“一带一路”倡议、RCEP等合作平台推动的“包容性全球化”，正替代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这是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贡献。
其次是城市化，这是最核心的内生动能。从1978年17.92%的城市化率到2024年的66.2%，超过5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城市作为要素集聚的载体，不仅通过人口集聚拉动了住房、教育、医疗等大规模消费需求，更通过产业集群效应提升了经济效率——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以不足全国10%的土地面积贡献了超过40%的经济总量，就是最生动的例证。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是典型的城市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特征，对城市能级提升具有杠杆效应，这也是中国城市群保持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最后是数字化，这是近年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全新维度。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具有“后发先至”的特征，用二十余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十年的路程，形成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的格局。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突破14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0.5%，移动支付普及率、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均居世界第一。数智技术对服务经济的重塑可概括为“三重革命”：技术拐点革命推动“服务众包”向“智能服务网格”进化，模式重构革命催生“可验证服务”重塑信任机制，空间突破革命带来“沉浸式服务”新场景，这些变革不仅是技术工具的更新，更是生产方式与价值创造体系的根本性转变。
正是这三大动能的协同发力，才造就了如今的发展格局：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高速铁路、造船业、通讯设备等五大领域全球领跑，6G、商业航天等多个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并跑。比如C919大型客机完成商业化运营，北斗系统服务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三大动能相互支撑、有机融合的必然结果。
二、直面转型期：传统动能瓶颈与新动能崛起逻辑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动能是否还能支撑未来增长？“十五五”时期构建新动能体系的必然性何在？
郑吉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三大传统动能的增长潜力正在逐步减弱，面临着一系列瓶颈挑战。在全球化方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弱化；在城市化方面，增速逐步放缓，“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数字化方面，核心技术“卡脖子”、数字鸿沟、数据安全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了数字化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放缓至当前的5%左右区间，这意味着传统的要素驱动、规模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但挑战背后往往蕴含着更大的机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为我们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新动能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战略重视，为新动能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十五五”时期构建新动能体系，并非对传统动能的否定，而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升级。产业出海是全球化的高级形态，从“产品出海”转向“产业出海”“技术出海”；服务消费是城市化的延伸，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人工智能是数字化的深化，从“数字+”转向“人工智能+”全面赋能。这三大新动能与传统动能一脉相承又迭代升级，形成了“技术赋能—内需支撑—全球拓展”的良性循环，是应对风险挑战、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三、解码新动能（一）：产业出海——从“中国制造”到“全球引领”的能级跃升
记者：您将产业出海列为“十五五”新动能之首，这与我们过去熟悉的“产品出海”有何本质区别？中国企业应如何把握这一趋势？
郑吉昌：“十五五”时期的产业出海，核心是从低附加值的产品输出，转向以技术、品牌、标准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输出，本质是争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权。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制造”走遍世界，但很多时候只是“代工生产”，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比如iPhone生产，中国代工企业仅获得不到15%的利润，而掌握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服务环节的苹果公司占据了75%以上的利润分成。这种格局必须在“十五五”时期得到根本改变。
产业出海的实现路径，我认为有四个关键点。第一，强化技术创新支撑是核心。没有核心技术，就谈不上价值链主导权。“十五五”时期必须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卡脖子”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像新能源领域那样，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的良性循环。目前中国在光伏、风电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已超过80%，就是因为掌握了核心技术，这为其他产业出海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二，构建全球产业布局是基础。企业要摆脱“单点出海”思维，形成“中国研发+当地生产+全球销售”的布局模式。一方面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产业园区，比如中白工业园、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实现产业链跨境延伸；另一方面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吸纳全球高端人才，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第三，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是关键。要改变“中国制造”低质低价的刻板印象，通过持续的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让“中国智造”“中国创造”深入人心。华为、小米等企业已经做出了示范，它们通过技术创新和全球化营销，成为全球知名品牌，这背后是长期的投入和坚持。
第四，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是保障。产业出海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制度层面的竞争。作为服务贸易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我主导设计的“服务贸易负面清单2.0版”已在自贸区试点，未来将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医疗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形成有利于中国产业发展的国际规则体系，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同时必须警惕“数字服务赤字”风险，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中数字服务占比已从2015年的18%升至2024年的39%，这提醒我们必须加快数字服务标准制定权布局，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服务生态，避免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
四、解码新动能（二）：服务消费——从“功能满足”到“体验升维”的消费革命
记者：您一直强调“服务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在“十五五”时期，服务消费作为新动能，其核心内涵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郑吉昌：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商品主导”全面转向“服务主导”，文化、教育、旅游、健康等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这一趋势将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强化。服务消费作为新动能，核心是从基本功能满足转向高品质体验追求，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这背后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转变的必然结果。
我常举一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而家政服务每月仅需几十元；如今一台21英寸的智能电视价格不足普通工人五分之一的月收入，家政服务月费却已近六千元。这种价格倒挂背后，正是服务经济时代价值重心转移的体现——服务的个性化、高品质特征使其价值不断提升，成为消费增长的核心动力。
“十五五”时期服务消费的发展，应聚焦三个重点领域。一是健康医疗服务升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健康意识提升，居民对健康医疗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征。要推动“社区医院+养老驿站”模式整合发展，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推动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2025年国产手术机器人市场占有率已升至18%，预计2027年核心零部件将实现100%自主可控。同时要发展基因检测、个性化营养方案等新兴服务，满足居民预防性健康需求，预计到2030年中国医疗健康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以上。
二是文化娱乐服务繁荣。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数字影视、虚拟展会等新兴业态，扩大文化消费场景。近年来《魔童闹海》等影片突破百亿票房，杀进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名，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具有强大活力和消费潜力，“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释放这种潜力。
三是教育培训服务完善。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培训已成为刚性需求。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人才；创新在线教育、混合式教育等模式，提高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部署，这为教育培训服务消费提供了广阔空间。
要实现服务消费的健康发展，还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服务领域发展；加强服务标准建设，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消费保障体系，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要注重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服务消费差距，让更多人享受到消费升级的成果。
五、解码新动能（三）：人工智能——从“技术突破”到“全域赋能”的生产力变革
记者：“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人工智能+”行动，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新动能体系中的作用？其发展应把握哪些关键？
郑吉昌：人工智能是“十五五”时期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动能，它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全面重塑。如果说数字化是给经济发展“换引擎”，那么人工智能就是给引擎“提能级”，推动创新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性变革。
数智时代服务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性化服务+智能化技术”的有机结合。AI擅长处理数据与流程，人类专注于创意、情感和复杂决策，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协同进化。预计到2030年，45%的知识工作将通过AI代理完成，但这并非取代人类，而是将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创意工作。
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应聚焦三个维度。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基础研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要加大对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器件等领域的研发投入，突破大模型训练、多模态融合等核心技术瓶颈。中国初创企业发布的DeepSeek-R1大模型，以更少算力实现了与全球顶尖模型比肩的性能，其开源策略引发全球AI领域变革，这说明我们在核心技术领域完全有能力实现“换道超车”。同时要加强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基础软硬件研发，提高产业自主可控水平。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应用上。在制造业领域，要发展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应用，截至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已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覆盖国民经济45个大类，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在服务业领域，要推动AI在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发展智能客服、AI辅助诊断、智能教育等新业态；在农业领域，要发展智能灌溉、智能病虫害防治等应用，推动农业现代化。
三是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算法偏见、就业冲击等挑战。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伦理准则、技术标准体系，规范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推动数据安全共享和有序流动；加强算法监管，防止算法偏见和滥用；注重对就业的影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就业结构变化。
六、展望“十五五”：新动能协同发力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
记者：三大新动能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要实现其协同发力，需要哪些保障机制？
郑吉昌：产业出海、服务消费、人工智能三大新动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有机整体。人工智能为产业出海提供技术支撑，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全球竞争力；为服务消费提供创新载体，催生新的消费场景。服务消费为人工智能提供市场需求，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技术迭代的“试验场”；为产业出海提供内需支撑，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产业出海为人工智能提供全球市场，倒逼技术不断创新；为服务消费提供国际资源，丰富国内服务供给。三者形成的良性循环，将是“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要实现三大新动能的协同发力，需要构建多方面的保障机制。在政策支持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新动能发展专项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园区建设和消费场景培育。在体制改革方面，要深化市场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产业出海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在人才支撑方面，要培养一批适应新动能发展需要的创新型、技能型、复合型人才，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让人才获得合理回报。在金融服务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新动能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资本市场，支持初创型、成长型企业发展。
记者：最后，您对“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
郑吉昌：“十五五”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阶段。在三大新动能的引领下，我相信中国经济必将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从“融入全球”向“引领全球”、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跨越。
当服务从附属品成为核心价值，当技术从工具成为创新载体，当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掌握更多主导权，当居民在高品质服务消费中获得更多幸福感，我们就真正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期待并坚信，“十五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必将以更加强劲的动能、更加稳健的步伐，书写出更加辉煌的发展篇章，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专家介绍：郑吉昌，著名服务经济学家、中国服务创新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服务贸易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三角服务业联盟主席，浙江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