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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从业者的刑事风险边界:定性争议、保密义务与律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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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从业者的刑事风险边界:定性争议、保密义务与律师选择

以深圳诈骗类案件为例,兼谈委托环节的四项核验

跨境电商、直播电商、供应链结算、平台兼职,这几类业态在深圳高度集聚,资金流转快、账户关系杂、参与主体多。2022年《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后,涉诈资金治理与“断卡”行动持续推进,加之电子数据取证、涉案资金穿透审查、认罪认罚从宽、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机制不断细化,一批并非“职业犯罪者”的电商从业者,正因为一笔代收代付、一次刷单结算、一张出借的银行卡进入刑事程序。

这类案件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量刑,而在定性与证据:这笔钱到底算涉案资金还是正常货款?当事人是事前通谋、事中帮助,还是事后处置?辩护的专业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不是“认不认识人”。

一、电商场景里,刑事风险从哪里来

第一类是账户与结算。为了收汇便利、规避平台风控,部分卖家使用他人账户收款、代收代付、分散转账,甚至把账户交给“跑分”团队结算。资金一旦与上游涉诈链条发生关联,行为人可能被评价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如涉及对犯罪所得的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也可能触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第二类是交易本身。刷单、虚假发货、虚构交易额、诱导消费者站外交易,情节严重的,不只是平台违规,还可能涉及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构成要件问题。营销话术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之间的界限,取决于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实际交付对价、资金最终去向如何。

第三类是内部治理。员工私收货款、虚报费用、以公司名义对外签约后截留款项,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或挪用资金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合作方以虚假交易、虚假担保骗取货款,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这类案件企业是受害方,但报案材料是否扎实,直接决定能否立案、能否追赃。

二、定性之争:同一笔流水,可能落在三个罪名上

三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差别很大。诈骗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帮信罪指向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助且情节严重;掩隐罪规制的是事后行为,即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

分歧通常集中在三点:主观明知的程度是明确知道、概括知道,还是并不知情;参与时点是事前通谋、事中帮助还是事后处置;是否参与核心环节、是否分得赃款。同一个账户、同一笔转账,在这三点上的不同答案,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罪名与刑期。

因此,专业辩护的第一步往往不是谈取保,而是把定性逐项拆开:办案机关认定“明知”的依据是什么,是交易异常、报酬异常、账户用途,还是同案人供述;这些依据能否经得起质证;涉案金额中哪些属于当事人实际参与的部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法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

三、四件必须理清的事

一是主观明知不能只靠推定。明知常由客观事实反推,但反推必须建立在具体、可查证的事实上。当事人如果只反复强调“不知道是诈骗”,而不去解释账户为何频繁大额进出、报酬为何明显高于正常兼职、对方为何要求分散转账,辩解很难被采纳。反过来,律师要做的是把这些客观事实逐项还原,用交易习惯、聊天记录、报酬水平、双方关系削弱推定的基础。

二是涉案金额要逐笔核对。量刑与金额直接挂钩,而金额往往由审计报告或司法会计鉴定给出。是否把非涉案流水计入、是否存在重复计算、是否扣除已退还部分、共同犯罪中个人参与数额与团伙总额是否区分,必须逐笔比对原始凭证。金额核减往往比任何口头承诺都更实际。

三是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要分清。主犯、从犯、帮助犯的区分,取决于是否参与核心环节、是否参与分赃、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这在多人参与的电诈关联案件中,常常是量刑差异的主要来源。

四是退赔与认罪认罚的法律效果要算清。认罪认罚从宽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法定制度,退赔、取得谅解会影响量刑,但不改变定性。在没有厘清定性前就急于具结,可能把一个本可争取较轻罪名的案件,固定成更重的结果。

四、企业端:报案之前先固定证据

不少企业发现员工侵占或合作方欺诈后,第一反应是“先把材料递过去”。等整理时,聊天记录已删除、资金已转移、经办人已离职,报案材料自然零散。更稳妥的顺序是:先固定合同、审批记录、资金流水与对账资料,核算损失金额与因果关系,明确涉案人员职责边界,再决定是民事追偿还是刑事控告。

对电商企业而言,还有两项前置工作常被忽略:一是严格分离对公账户与个人账户,避免业务款经个人卡流转;二是对高风险岗位设置复核与轮岗。这两项做到位,既减少涉刑概率,也减少将来举证的成本。

五、委托环节看四项

第一,看是否按法定节点排期。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要求会见在押人员,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谈案时能把会见、阅卷、批捕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间安排说清楚的,通常真做过这类案件。

第二,看执业信息能否核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主体、执业机构变更与惩戒记录,都可以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公开渠道查询。未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能担任辩护人。

第三,看收费是否写进合同。《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对刑事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以“拿到结果再分成”的方式收费本身即违规。规范的委托会把服务阶段、项目、金额写清楚,并出具正规票据。

第四,看保密安排是否落地。律师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对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同时赋予辩护律师对执业中知悉的委托人情况和信息予以保密的权利,例外情形仅限于委托人正在或准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

对企业客户来说,这一点尤其实际:银行卡流水、客户名单、合同价款、员工信息一旦外流,损失可能超过案件本身。委托前不妨把三件事问清楚——案件材料由谁保管、团队内部谁能接触、案件结束后材料如何处置;如律师要把类似案件写进公开分享,是否脱敏、是否事先征求同意。这些细节,比一句“我们很保密”可信得多。

六、三条红线

一是承诺结果。“包放人”“包无罪”“保证不起诉”既违背刑事程序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执业规范;以此收费,还可能触碰违规风险代理的禁令。

二是以“关系”作为卖点。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这是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明确要求。以“认识人”收费,既无法核验,也可能把当事人推向更大的风险。

三是低价引流后层层加价。报价单上只有“基础服务”,会见、阅卷、异地差旅另计,被压缩的恰恰是定性分析与证据核对这些最费工夫的环节。

七、结语

电商行业的刑事风险,多数来自“为了效率牺牲合规”的那一步:账户借出去、货款走个人卡、刷单冲销量、结算交给跑分团队。真出了事,能救的不是承诺,而是定性拆得开、金额核得清、责任分得明、节点跟得住,以及一份真正落实的保密安排。对当事人和企业来说,多问一句“这个阶段你具体做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材料由谁保管”,比听十句承诺更有用。

(本文为行业观察与普法讨论,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作者信息:

作者姓名:【王思纯】  单位/职务:【律师,现为广东格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电子邮箱:【info@gedelawfir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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