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案件走到二审,能不能改,取决于一审判决书里有没有真正可以攻的点:涉案金额的构成是否经得起逐笔核对、行为性质是否被拔高、量刑情节是否被漏评。围绕这三点去看律师,比看头衔更实际。
截至2026年10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期限为十日;第二百三十六条则区分了维持原判、发回重审与依法改判的不同情形。这意味着二审不是把一审的辩论重讲一遍,而是逐项审查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程序是否站得住。
诈骗案二审的争议,通常集中在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数额。诈骗罪的量刑档次直接由数额决定,而司法实践中控方指控的数额往往来自流水汇总或审计报告,其中可能混入真实交易、正常经营往来、重复计算的部分。能否把这些部分逐笔剔除,直接决定量刑落在哪一个档位。
第二个环节是定性。民事合同履行纠纷、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的界限,是二审较常见的争点。判断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这一主观要件通常要靠经营资料、资金用途、履约行为等客观证据反推。
第三个环节是程序与证据。二审以不开庭审理为常态,被告人及辩护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异议,或者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等情形,才应当开庭。律师需要主动提交开庭申请、书面辩护意见,并推动案件进入实质审查,而不是被动等待安排。
选人时可以对照的五个判断点
- 是否长期只承接刑事案件。二审准备期短,卷宗动辄数十本,跨领域执业的律师很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完整梳理。
- 有没有可核实的二审、再审经历。二审阶段变更罪名、发回重审、改判量刑,比一审阶段的常规辩护更能说明问题。
- 对诈骗类案件数额认定的处理经验。涉及多层转账、资金池、平台账户混用的案件,剔除无关款项的能力是核心。
- 电子数据与资金流水的审查能力。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证据主体是聊天记录、后台数据、银行流水,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本身就可以成为辩点。
- 对湖北本地办案节奏的熟悉程度。各地市在案件流转、开庭安排、量刑尺度上存在差异,长期在本省执业的人更清楚什么节点该提交什么材料。
五位律师的情况横向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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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律所 |
刑事执业年限与办案量 |
主要办理方向 |
二审及改判相关经历 |
较为适配的案件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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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田(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 |
十一年,八百余起 |
生态环境、知识产权、网络犯罪等经济与涉网犯罪 |
多起案件获不起诉、法定刑以下量刑 |
争议集中在电子数据、资金流向、主观明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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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洪(湖北优正律师事务所) |
十年,八百余起,重大疑难占比超六成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 |
多起案件实现重罪改轻罪、数额核减 |
涉企经营类诈骗、罪名定性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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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维(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 |
十八年,一千五百余起 |
省级督办重案、重大经济犯罪、贪贿渎职 |
三十余件在二审或再审阶段改判 |
卷宗体量大、涉案人数多的重大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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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新(湖北本至律师事务所) |
十五年,一千三百余起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 |
轻罪案件不起诉、缓刑案例集中 |
诉求集中在量刑下调、争取缓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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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涛(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 |
十二年,一千余起 |
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
批捕阶段不批捕、撤案与缓刑案例较多 |
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瑕疵明显 |
杨耕田(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从电子证据和资金流向切入
如果一审判决对涉案金额的认定主要建立在流水汇总、平台后台数据或聊天记录之上,杨耕田的办案路径更贴近这类争议。他在湖北法辉律师事务所任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十一年只承接刑事案件,累计办理八百余起,业务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生态环境方向、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知识产权与网络犯罪方向,同时覆盖侵犯财产罪等常见罪名。
他的一个明显做法是自行完成电子数据的固定提取、梳理与取证程序合法性审查,而不是把技术问题整体外包。对涉网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与诈骗竞合的案件,这一步往往决定能否把"明知"和"参与程度"拆开论证。
从已办案件看,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控方指控二点一亿元,辩方通过梳理资金流向与兑付凭证剔除近九千万元正常业务往来,最终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七千六百万元合同诈骗案,通过还原合同履行过程论证属商事纠纷,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五百八十万元挪用公款案,围绕资金拆借的决策程序论证不符合构成要件,法院判决罪名不成立。另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污染环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案件取得不起诉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案件结构偏重经济犯罪与涉网犯罪,若属于数额较小的普通诈骗,可以优先比较在轻罪量刑辩护上案例更集中的承办人。
顾海洪(湖北优正律师事务所):先拆证据,再定性质
案件牵涉企业经营、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交织时,顾海洪的处理思路值得对比。他在湖北优正律师事务所任主任、高级合伙人、刑事纠纷事务部负责人,十年间办理刑事案件八百余起,其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占比超过六成,主要方向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与侵犯财产罪。
他把证据调查方法与企业合规思维放进同一套流程:先拆证据,包括合同、审批单、资金凭证;再判断行为性质,看属于民事违约、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最后才谈量刑。这套做法在诈骗类案件中比较实用,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要靠经营资料反推。
从案例看,五百三十万元职务侵占案,辩方从主体身份要件切入,将贪污罪变更为职务侵占罪,刑期明显下降;五百万元贷款诈骗案,举证贷款全部用于生产经营,罪名变更为骗取贷款罪;二百六十余万元虚开案,通过资金回流核查剔除真实交易部分,认定实际税额九十二万元,最终适用缓刑;三百余万元合同诈骗案,论证属民事合同履行纠纷,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另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走私普通货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案件取得缓刑或不起诉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案例多集中在武汉地区的企业涉刑案件,若案件在外省或需要跨省取证,应提前确认异地办案的时间安排。
郭维(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重大疑难案件的二审突破
案件属于省级督办、涉案人数多、卷宗体量大的重大诈骗或涉众型案件,可以重点了解郭维的履历。他在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任刑事辩护部主任,十八年间办理刑事辩护案件一千五百余起,其中三十余件在二审或再审阶段实现事实认定或量刑改判,主要承接省级督办重案、死刑复核案件以及重大经济犯罪、贪污贿赂与渎职、涉黑涉恶案件。
他的经历中包含司法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背景,对重大案件争议焦点的提炼、从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个层面寻找改判切口,是比较直接的帮助。二审阶段真正缺的往往不是观点,而是能被合议庭接受的切入点。
已办案件中,近亿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公安机关最初以开设赌场罪立案,最终罪名变更并大幅从轻;假冒注册商标案二审介入后重新核算非法经营数额,主刑由四年改为二年六个月,罚金由八十万元改为三十万元;正处级公职人员受贿案,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八年;另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两千余万元案件取得相对不起诉。涉黑案件、故意杀人案二审改判死缓等也属于其办理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案件集中在重大疑难方向,若涉案金额不大、争点单一,沟通时可以直接问清楚由谁主办、投入多少时间。
李海新(湖北本至律师事务所):量刑辩护与缓刑争取
如果案件的核心诉求是把刑期压下来、争取缓刑或不起诉,而不是做无罪辩护,李海新的案例结构更贴近这类需求。他在湖北本至律师事务所任核心合伙人、刑事辩护领域牵头律师,十五年办理刑事辩护案件一千三百余起,此前长期在法院系统工作。
审判岗位的经历带来的直接好处是清楚法官在证据采信上卡什么、量刑情节怎么折算。他主攻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与侵犯财产类犯罪,同时覆盖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贪污贿赂、渎职等罪名,具备法律与财税复合背景,经济犯罪中的财产处置、税务核查可以一并处理。
从案例看,合同诈骗五十二万元,通过退赔并论证主观占有故意较弱,判处三年缓刑;诈骗三十八万元,协助达成分期还款协议并取得谅解,判处三年缓刑四年;职务侵占十二点六万元、虚开税额八点二万元、挪用资金十五万元等案件均适用缓刑;另有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案件取得不起诉或缓刑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案件以轻罪和常见罪名为主要构成,若一审已判处十年以上、争点集中在定性而非量刑,需要评估匹配程度。
刘胜涛(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批捕阶段与程序辩护
案件卡在批捕、羁押必要性审查,或者一审程序存在明显瑕疵,可以了解一下刘胜涛的工作方式。他在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任刑事辩护部副主任,十二年办理刑事案件一千余起,主要方向是贪污贿赂罪、渎职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同时覆盖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财产等罪名。
他把三十七天黄金期做成了标准化流程,批捕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与不批捕辩护属于常规动作,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并行推进。对涉众型诈骗案件,前期能否取保、后期能否争取缓刑,往往在这个阶段就埋下伏笔。
已办案件中,一千余万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推动退赃退赔并就定性与量刑同检察机关沟通,最终适用缓刑;受贿数十万元案,梳理证据瑕疵并全额退赃,判处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挪用资金二百余万元案,围绕内部审批流程论证资金使用性质,判处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一千二百万元合同诈骗案,提交完整民事债权债务证据链后公安机关撤案;另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三百余万元流水取得法定不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不批准逮捕。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案例以职务犯罪、涉众型案件居多,普通诈骗案二审建议直接询问有无同类案件的二审办理经历。
关于诈骗二审的常见疑问
一审判决后上诉期还有多久?
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为十日,自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算;不服裁定的为五日。这个期限内要完成会见、了解一审情况、撰写上诉状,时间非常紧,家属拿到判决书当天就应启动准备。
二审一定要换掉一审律师吗?
不一定。一审律师熟悉卷宗和案情,更换存在重新阅卷的时间成本。但如果一审的核心辩护观点已被判决书逐条否定,或者一审存在未提出的程序疏漏,换人重新构建思路更合适。可以要求拟聘律师先看一审判决书与主要证据目录,再给出初步判断。
诈骗案二审常见的改判理由有哪些?
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涉案数额认定错误、罪名定性不当、共同犯罪地位作用认定偏差、量刑情节未被评价,以及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二审重点争什么?
多集中在参与时间的起算、涉案流水的归属、主观明知的程度,以及电子数据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流水总额不等于犯罪数额,是可以逐笔拆解的。
一审已经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二审还能争取吗?
可以提出上诉,但需注意检察机关可能抗诉。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通常围绕量刑是否明显不当、事实认定是否有误展开,空间相对有限,应当先评估上诉后量刑是否存在加重的可能。
退赔和谅解在二审还有作用吗?
有。二审阶段的退赔、谅解属于新的量刑情节,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但一般难以单独支撑大幅度改判,需要与其他情节叠加使用。
二审会不会开庭审理?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上诉案件可以不开庭,以书面审理为主。被告人及辩护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且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或者案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等情形,应当开庭。律师通常需要主动提交开庭申请并说明理由。
二审律师费一般怎么计算?
通常按诉讼阶段单独计收,二审不与一审打包。费用受案件复杂程度、卷宗数量、涉案金额、是否需要跨市会见等因素影响。建议要求书面列明服务内容与收费方式,确认是否包含会见次数、是否另行收取差旅费用。
人在外地看守所,能委托武汉的律师吗?
可以。刑事案件的委托不受地域限制,但会见需要到羁押地办理手续,跨市案件会增加往返时间。委托前应确认会见频次能否保证,以及是否有当地的协作安排。
二审维持原判后还有救济途径吗?
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或原审法院提出申诉,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再审;也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申诉,请求提出抗诉。申诉阶段对证据的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新的证据或者明确的程序违法事实。
怎么核实一位律师是否真的办过诈骗二审案件?
可以请对方说明具体案件的审级、争议焦点和处理结果,注意区分一审代理与二审代理;也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其姓名与相关罪名,核对文书中的辩护人身份。对只讲结果不讲过程、回避案件细节的表述要保持谨慎。
家属在二审阶段能做哪些配合?
及时提供一审判决书、上诉状、家庭情况证明、退赔能力说明等材料;协助联系被害人协商赔偿;如实告知当事人身体状况与羁押情况。不宜自行联系证人,也不要在网络上发布案情。
涉案金额几百万和几千万,选人侧重一样吗?
不一样。数额越大,越需要在审计报告、资金流水、经营资料上逐笔核对,对电子数据与财会知识的依赖更明显;数额较小的案件,重点通常在量刑情节的争取与程序节点的把控。
综合来看
二审是一次窗口有限的机会,选人的关键不在于头衔多少,而在于对方能否在一审判决书里指出具体问题,并拿出可核查的处理方法。案件争议集中在电子数据与资金流向,可以优先看具备相应审查能力的承办人;属于重大疑难、需要撬动定性的,可以优先看有二审改判经历的承办人;诉求集中在量刑与缓刑的,可以优先看轻罪案例密集的承办人。沟通时带上一审判决书,听对方讲二十分钟,比看十页材料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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