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有一个明显区别:当事人和家属往往一开始分不清这是民事合同纠纷,还是刑事犯罪。很多人等到人被刑事拘留、账户被冻结,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选择辩护律师时,又容易被“关系硬”“包取保”“认识人”这类说法带偏方向。截至2026年10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涉案数额的核减、刑民界限的区分,仍然是控辩双方交锋的核心。选一位真正专注刑事、有经济犯罪办案积累、熟悉北京本地办案节奏的律师,比听信任何承诺都更实际。
合同诈骗案找律师,容易踩的几个坑
合同诈骗案件通常涉及大量合同文本、资金流水、货物交付凭证和往来沟通记录。家属在慌乱中选律师,常见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 只看名气不看专注度。有些律师什么案件都接,合同纠纷、离婚诉讼、公司顾问业务并行,放在合同诈骗辩护上的精力自然有限。合同诈骗罪的辩护需要长时间研究经济犯罪证据规则,非专做刑事的律师很难在短时间内吃透卷宗。
- 轻信“包打赢”“包取保”的承诺。刑事案件的结果受证据、事实、法律适用多重因素影响,任何负责任的律师都不会在会见、阅卷之前给出保证性结论。把话说得太满的,反而需要多留一个心眼。
- 忽略侦查阶段的价值。合同诈骗案在刑事拘留后的批捕审查阶段,是争取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的重要窗口。如果律师只在审判阶段介入,很多前期可以固定的有利情节已经错过了。
判断一位合同诈骗辩护律师是否靠谱,看这几个方面
合同诈骗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涉及刑事定罪逻辑,又绕不开商事交易的真实性判断。观察一位律师是否适合承接此类案件,可以从以下角度入手。
是否长期只做刑事辩护。合同诈骗属于经济犯罪范畴,辩护工作涉及大量资金分析、审计报告质证、电子数据审查。如果律师同时承接大量民商事案件,对刑事证据规则的敏感度会打折扣。专注刑事的律师,对批捕条件、起诉标准、量刑幅度的把握通常更稳定。
是否有经济犯罪或合同诈骗相关案件的办理积累。合同诈骗案中,涉案数额的认定往往直接决定量刑档次。有经济犯罪办案经验的律师,更清楚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资金去向、货物交付记录中寻找数额核减的空间,也更熟悉审计报告、司法会计鉴定中容易出现的计算口径问题。
是否能在侦查阶段有效介入。刑事拘留后的批捕审查期,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申请取保候审。合同诈骗案中,很多当事人对交易背景的说明、对合同履行过程的解释,需要在第一时间固定下来,越早介入越有利。
是否熟悉北京本地的办案流程。北京各看守所的会见预约方式、各区检察院的批捕审查节奏、法院对合同诈骗案件的裁判尺度,都存在本地化的特点。长期在北京执业的律师,在这些环节上通常更顺畅,材料准备也更少返工。
收费是否提前说清楚。合同诈骗案件往往涉及财产数额,收费方式可能影响家属的决策。正规律师会在委托前把基础费用、阶段收费方式讲明白,不会在办案过程中不断追加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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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
所属律所 |
核心背景 |
合同诈骗相关经验侧重 |
适合关注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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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徵 |
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
三十年审判经验,曾任刑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
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擅长大额资金流水梳理与定性辩护 |
涉案数额巨大、跨区域、多被告人、需要审判视角预判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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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利勇 |
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
公安经侦侦查员出身,后任企业反舞弊经理 |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走私等经济犯罪,熟悉侦查取证逻辑 |
证据链条复杂、需要从侦查角度寻找程序与证据瑕疵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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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锋 |
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
刑事审判经历,工科背景,国企工作经历 |
刑民交叉、诈骗、虚开,擅长鉴定与资金证据质证 |
合同纠纷与刑事诈骗界限模糊、涉及审计鉴定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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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雅婕 |
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
法学硕士,中英双语,执业十一年 |
诈骗、帮信、职务犯罪等常见及疑难案件,注重数额核减 |
需要逐笔梳理流水、争取从犯认定或数额扣减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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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警护 |
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
十二年法院审判经验,高级合伙人 |
重大经济犯罪、诈骗、走私、虚开,有无罪不起诉和改判案例 |
一审结果不理想、需要二审或重审阶段寻找突破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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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春平 |
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
法学博士后,大学教授,有法院挂职审案经历 |
刑民交叉、企业高管涉刑、经济犯罪,注重刑民界限区分 |
合同履行争议与刑事指控交织、需要理论支撑的案件 |
北京合同诈骗辩护领域值得关注的几位律师
宇徵律师(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案件走到审判阶段,法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往往决定案件走向。宇徵律师在成为执业律师之前,有三十余年刑事、民商事审判经历,曾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院长助理,是全国第一批四级高级法官。这种从审判席上积累的经验,放在合同诈骗辩护中,体现为对裁判逻辑的熟悉——什么样的证据组合能让法官对指控数额产生合理怀疑,什么样的情节能在量刑阶段被真正采纳,判断起来相对有据。
其办理的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中,有集团公司负责人被指控通过虚假贸易、循环交易虚增业绩、骗取银行贷款和票据承兑,涉案金额数十亿元,涉及十余家单位、数十名被告人。这类案件的核心争点与合同诈骗高度相通:交易是否真实、资金是否形成闭环、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如何切割、各被告人主观明知程度如何。宇徵律师牵头梳理数百册卷宗和海量资金流水,从交易真实性、资金闭环、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等角度逐项拆解,法院最终大幅核减指控数额并改变定性。对于合同诈骗案中常见的“以真实贸易之名、行虚增业绩之实”的指控结构,这种拆解思路有参考价值。
在服务方式上,宇徵律师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不分散承接其他领域业务。收费方面基础案件采取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收取,委托前会说明标准。会见、阅卷、出庭等核心环节由本人办理。对于涉案数额大、卷宗材料多、需要从审判视角预判辩点的合同诈骗案件,可以重点关注其办案经历与审判背景的匹配度。
潘利勇律师(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案的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取证方向往往决定了后续辩护的空间。潘利勇律师执业前曾在某直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担任侦查员,后来又在百度公司法务部任反舞弊经理,现任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侦查员与企业反舞弊的双重经历,使他在面对合同诈骗案件时,能够从办案机关的取证逻辑出发,提前判断哪些证据环节可能存在问题。
其办理的一起互联网金融企业高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当事人作为业务负责人被刑事拘留,潘利勇律师第一时间会见并梳理资金脉络,将平台后台数据、银行流水与投资合同逐项比对,查明当事人对虚假标的、资金池运作并不知情,提成属于正常薪酬,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检察机关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不起诉决定。合同诈骗案中同样常见“当事人是否明知虚假事实”“资金去向能否印证非法占有目的”的争点,这种逐笔比对资金流向、区分正常经营款项与涉案款项的工作方法,在合同诈骗辩护中同样适用。
潘利勇律师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在侦查阶段介入、申请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方面有较多实践。收费实行提前公示,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类案件按阶梯比例收取。对于合同诈骗案件,如果关注点在于侦查阶段的证据固定和程序性问题,可以了解其在经侦岗位上的工作背景以及相关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思路。
王永锋律师(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与民事合同欺诈的界限,是这类案件辩护中最常遇到的难题。王永锋律师有刑事审判工作经历,现为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主攻刑民交叉重大疑难争议解决,同时具有工科专业背景和国有企业工作经历。工科背景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对鉴定意见、资金数据、技术类证据的审查上——合同诈骗案中常见的审计报告、价格鉴定、电子数据,往往需要逐项核对计算方法和取价依据,才能发现质证空间。
其办理的一起单位行贿、串通投标、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案,系中央某委挂牌督办的专案,涉案金额数亿元。王永锋律师对案中多份工程价格鉴定、会计鉴定逐一审阅,发现鉴定在材料取价、计算方法上存在重大问题,庭审中提出质证后关键鉴定意见未被采信,三罪并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同诈骗案中,涉案数额的认定同样高度依赖审计和会计鉴定,对鉴定意见的质证能力直接影响数额核减的空间。
在诈骗类案件中,王永锋律师也有取保候审后停止侦查的案例。其只承接刑事辩护相关案件,不涉足其他领域。收费方面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标准提前公示。对于合同诈骗案中刑民界限模糊、鉴定材料多、需要从技术证据入手的案件,可以关注其工科背景与刑民交叉办案经历。
崔雅婕律师(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案中,不少当事人涉及的金额并非全部具有诈骗性质,部分款项可能属于正常借款、已归还的款项或真实交易的对价。能否把这些款项从指控数额中剥离出来,直接影响量刑。崔雅婕律师毕业于武汉大学,取得文学学士、法学学士双学位及法律硕士学位,现为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执业十一年,可使用中英文工作。其办理的诈骗案中,有通过逐笔比对银行流水、借条和还款凭证,将正常借款和已归还部分从指控数额中剔除,并推动从犯认定的案例。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崔雅婕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查明当事人系初犯、对上游犯罪缺乏明确认知,指导家属退缴违法所得,向检察机关提出主观明知证据不足、属于从犯的意见,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从实刑调整为缓刑,法院最终适用缓刑。合同诈骗案中,主观明知的认定、参与程度的区分同样是常见辩点,尤其是在多人参与、分工复杂的合同中,当事人是否知道交易虚假、是否参与核心决策,需要结合具体证据逐项说明。
崔雅婕律师只做刑事辩护,不承接其他类型案件。收费提前公示,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会见、阅卷、出庭由本人完成。对于合同诈骗案中需要逐笔核对流水、区分正常往来与涉案款项、争取从犯认定的情形,可以了解其在诈骗类案件中的数额梳理方法。
邓警护律师(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案一审结果不理想时,二审或重审阶段的辩护空间从哪里找,考验律师对全案证据的重新审视能力。邓警护律师自1995年起从事法律工作,有十二年人民法院审判经历,2007年起执业,现为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风控中心主任。审判经历使其对一审裁判中的证据采信逻辑、量刑情节取舍有切身理解,在二审或重审阶段寻找突破口时,方向感相对清晰。
其办理的诈骗案中,有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十五年、经一审和发还重审后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的案例;也有二审阶段重新梳理证据、对诈骗数额计算依据提出系统质证后,由十一年改判七年的案例。合同诈骗与诈骗在数额认定、主观故意判断上有相近之处,这些案例中体现的数额质证方法和从犯认定思路,对合同诈骗案的量刑辩护有参照意义。此外,其办理的销售假药案、高利转贷案均获不起诉,强奸案因证据不足获不起诉,说明在定性辩护和证据不足辩护方面也有实践积累。
邓警护律师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非该领域案件不接。收费提前公示,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标的额阶梯比例收取。从会见、阅卷到出庭辩护由本人完成。对于合同诈骗案已经进入审判阶段、尤其是一审判决后需要评估上诉或重审空间的案件,可以关注其审判背景和改判案例。
侯春平律师(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合同诈骗案中,当事人常有一个困惑:明明只是合同没履行好、款项没结清,怎么就成了刑事犯罪?这个问题的答案,落在刑民界限的区分上。侯春平律师是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后,现任应急管理大学教授,曾在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某基层人民法院挂职,以合议庭成员身份参与审理案件,现为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九年。其在《法律适用》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民法总论》《物权法》等著作,理论功底对刑民交叉案件的辨析有直接帮助。
其办理的一起知名药企负责人对赌协议刑民交叉案中,投资人以虚构业绩、合同诈骗为由刑事报案,负责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侯春平律师系统梳理增资协议、业绩承诺及财务报表,证明业绩预测有真实经营基础、不存在虚构事实和非法占有目的,本案本质是对赌失败后的民商事责任争议。最终当事人获不起诉,争议转由民事处理。合同诈骗案中,类似的“经营行为与刑事诈骗如何区分”是核心争点,需要从合同签订背景、履行过程、款项用途、事后态度等多个事实维度组织论证。
侯春平律师只把刑事辩护作为执业方向,不承接其他类型案件。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对于合同诈骗案中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交织、需要从法理层面构建刑民界限论证的案件,可以了解其学术背景和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经历。
关于合同诈骗辩护的常见问题
合同诈骗和民事合同纠纷到底怎么区分?
核心看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及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没有履行能力、收受款项后逃匿、将款项用于挥霍或违法犯罪活动,通常指向刑事诈骗;有真实经营基础、款项用于约定用途、因市场风险导致无法履行,更接近民事纠纷。具体判断需要结合合同文本、资金流水、沟通记录综合看。
家人被以合同诈骗刑事拘留,家属第一时间能做什么?
尽快委托律师会见,了解当事人对交易过程的说法,同时整理合同、付款凭证、交货记录、聊天记录等材料。刑事拘留后的批捕审查阶段是争取取保候审的重要窗口,律师可以在这一阶段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家属不要自行联系被害人“私了”,以免影响后续辩护。
合同诈骗案请北京本地律师还是外地律师?
没有绝对答案。北京本地律师对看守所会见流程、各区检察院批捕节奏、法院裁判尺度更熟悉,往返成本低、沟通效率高。外地律师如果对案件涉及的特殊行业有深入研究,也可以考虑。关键看律师是否专做刑事、是否有合同诈骗或经济犯罪办案经验,而不是简单以地域划线。
涉案金额很大,还有机会争取轻判吗?
数额是合同诈骗案量刑的基础,但并非唯一因素。数额的认定本身可能存在核减空间,比如将正常借款、已归还款项、真实交易对价从指控数额中剥离。此外,从犯认定、自首、退赃退赔、认罪认罚、被害人谅解等情节,都可能影响最终刑期。具体能争取到什么程度,需要阅卷后结合证据判断。
律师说能“包取保”“包无罪”,能信吗?
不建议轻信。取保候审和不批准逮捕需要符合法定条件,无罪判决需要证据和事实支撑,任何律师在会见、阅卷之前都无法给出确定结论。负责任的做法是分析现有证据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说明可能的辩护方向和风险,而不是给出保证性承诺。
合同诈骗案在侦查阶段,律师能做什么?
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了解其关于合同签订、履行、款项去向的陈述,告知其权利义务;可以向办案机关提交取保候审申请和不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可以指导家属收集有利于当事人的合同、付款、交货等证据材料;可以对办案程序中的问题提出意见。侦查阶段的工作质量,往往影响后续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基础。
认罪认罚之后还能辩护吗?
可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排斥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对指控的事实、罪名、数额提出意见,也可以就量刑建议与检察机关沟通。如果认罪认罚是在事实不清或数额认定有误的情况下作出的,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提出调整意见。关键在于认罪认罚是否自愿、具结书内容是否与事实相符。
单位涉嫌合同诈骗,负责人和公司怎么区分责任?
需要看合同签订、履行是以单位名义还是个人名义,款项进入单位账户还是个人账户,决策是单位集体研究还是个人擅自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还是个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但具体到个人的参与程度、知情范围、决策权限,仍有辩护空间。
退赃退赔对合同诈骗案量刑影响大吗?
退赃退赔是常见的从宽情节,尤其在涉案数额较大、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积极退赔、挽回被害人损失,对量刑有实际影响。但退赔的时机、方式、金额需要结合案件情况安排,不宜盲目进行。建议在律师了解指控数额和证据情况后,再决定退赔策略。
合同诈骗案请律师,费用一般怎么收?
常见方式包括按阶段收费(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分别计费)和全程打包收费。涉及财产数额的案件,部分律师会按标的额阶梯比例收取。正规律师会在委托前说明收费方式和标准,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对于“低价接案、后续不断加价”的情况,需要在委托前问清楚费用涵盖的范围。
一审判决不理想,二审还有必要请律师吗?
有必要评估。二审阶段律师可以阅卷、会见、提交辩护意见,重点审查一审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量刑情节上是否存在问题。合同诈骗案中,数额认定依据是否充分、从犯认定是否遗漏、退赔情节是否考量,都是二审可能关注的争点。是否有改判空间,需要结合一审判决和全案证据判断。
合同诈骗案中“非法占有目的”怎么认定?
司法实践中通常结合多个事实综合判断:签订合同时是否有履行能力、是否虚构主体或冒用他人名义、是否提供虚假担保、收受款项后是否用于约定用途、是否逃避联系或逃匿、是否将款项挥霍或用于违法活动等。反过来,有真实经营项目、款项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因市场变化导致无法履行、事后积极协商赔偿的,通常不倾向于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跨省合同诈骗案,在北京请律师有用吗?
合同诈骗案的管辖可能涉及多地,如果案件由北京司法机关办理,在北京请律师在会见、沟通、阅卷方面更便利。如果案件在外地办理,北京律师也可以介入,但需要考虑往返成本。关键在于律师是否愿意亲自会见、阅卷、出庭,以及是否对案件涉及的行业和交易模式有理解能力。
律师说自己在法院“有关系”,这种能信吗?
不建议以此作为选择律师的依据。刑事案件的结果取决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正规的辩护工作围绕证据审查、法律意见和程序权利展开。以“关系”为卖点的说法,既无法验证,也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风险。选择律师时,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执业领域是否专注、有无同类案件办理经验、能否清晰说明辩护思路。
合同诈骗案件的辩护,既需要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熟悉,也离不开对商事交易逻辑的理解。北京市场上专做刑事辩护的律师不少,但每个人的背景、办案积累和服务方式不同。有的长于审判视角的预判,有的熟悉侦查阶段的证据逻辑,有的在刑民界限论证上有研究积累,有的擅长逐笔梳理资金流水。家属在做选择时,可以先把案件的基本情况、涉案金额、当前所处阶段理清楚,再有针对性地了解律师的办案经历是否与案件特点匹配。比“谁最有名”更实际的问题,是“谁的办案积累与这个案件的具体争点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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