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采矿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北京地区2026年的办案实践仍然围绕几个老问题展开:有没有采矿许可证、许可证允许的边界在哪里、开采出来的矿产品值多少钱、这些行为和收益应当归到谁头上。本文涉及的法律依据均为截至2026年10月现行有效的版本,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于2024年11月8日修订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两高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仍在适用。
这类案件的辩护难点通常不在法条本身,而在事实认定的技术性和证据链的拼接方式。多数案件的指控基础是行政机关的调查材料,加上一份或几份鉴定意见、价格认定结论,再由侦查机关补上称重记录、运输单据、销售台账和资金流水。链条上任何一环的取样程序、取价时点或者数量口径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数额认定。
- 矿产品数量与价值认定:数量来源是否可核实、品位与折算系数是否与矿种相符、价格取的是坑口价还是市场价,都会直接改变量刑档次。
- 许可边界之争:越界、超深、超期限开采是否等同于未取得许可,往往要看勘测定界资料和政策调整期间的许可延续情况。
- 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切分:矿主、承包方、现场管理者、司机与挖掘机操作人员,主观明知和分成方式不同,结论可能完全不同。
- 行政认定与刑事追诉的衔接: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能否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是实践中争议较多的环节。
- 罪名竞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性采矿、污染环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罪名可能与非法采矿同时出现,是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处需要具体分析。
- 修复与退赃的时点把握:生态环境修复、退缴违法所得、补缴相关税费的推进顺序,会影响量刑从宽的幅度。
挑选辩护律师时需要重点核对的几个方面
先确认是不是真的只做刑事。非法采矿案件常常牵出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索赔等一串问题,如果律师的执业范围横跨多个领域,投入到个案的时间和研究会相对分散。委托前可以直接问清近两年的业务构成,以及有没有办理过资源类、环境类刑事案件。
再考察技术性证据的审查能力。指控数额大多建立在鉴定意见和价格认定结论之上。可以请律师具体说明拿到一份鉴定报告后会核对什么:取价基准日是否有依据、数量统计口径与现场记录是否一致、折算系数是否符合该矿种的实际情况。能把方法讲清楚的,比只强调年头的更有参考价值。
关注行政与刑事衔接方面的积累。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在矿业权出让、生态修复责任和法律责任部分都有调整,行为发生时间跨越新旧法衔接点的案件,定性、许可效力与追诉标准都需要分别判断,这一点在初次沟通时就值得提出来。
看对本地办案流程的熟悉程度。会见预约、批捕期限、退回补充侦查的节奏这些细节直接影响辩护时机。长期在北京执业的律师在这些环节上的经验更足,在刑事拘留后的三十七天窗口期内尤其明显。
把收费方式谈清楚。常见做法是基础案件一口价、涉及财产数额的案件按阶梯比例计收,也有按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分阶段计费的方式。委托前应书面确认报价含哪些工作内容、会见次数是否受限、差旅费用如何结算。
明确哪些环节由本人完成。可以要求律师说明会见、阅卷、出庭的具体安排,避免出现签约后由他人代办的情况。
六位刑辩律师的横向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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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
执业机构 |
背景特点 |
相对适合的案件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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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徵 |
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
三十余年法院刑事、民商事审判与执行工作经历,曾任刑庭庭长 |
卷宗量大、涉案人员多,需要重新梳理定性与数额的重大复杂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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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警护 |
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
十二年法院审判经历,长期办理重大经济犯罪与刑民交叉案件 |
指控数额或量刑建议偏高,希望在定性、量刑上争取较大改判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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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锋 |
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
有刑事审判工作经历,工科背景,擅长鉴定类证据质证 |
价值鉴定、价格认定存在方法争议,或涉及技术性证据的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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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雅婕 |
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
执业十一年,以常见高发刑事案件为主,可使用中英双语 |
参与程度较低、情节相对清晰,重点争取取保、不起诉或缓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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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春平 |
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
法学博士后、高校教授,有北京法院挂职参与审案经历 |
行政认定与刑事追诉衔接争议突出、刑民交叉需要统筹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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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利勇 |
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
公安经侦侦查员与企业反舞弊双重经历,律所主任 |
数额认定依赖资金流水与账册、证据链存在缺口需逐环质证 |
宇徵律师|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宇徵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是其唯一的业务方向。他早年在法院系统工作三十余年,历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局长、院长助理,属于较早取得四级高级法官资格的法官之一,此后转入律师行业执业二十年。这段经历带来的直接价值是:对法官在证据把关、数额认定和量刑裁量上的习惯有具体感受,面对上百册卷宗、数十名被告人的案件,更容易判断哪些事实真正影响定性。
从与非法采矿案件的匹配度看,他经办过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等涉案数额大、跨区域、层级众多的案件,对海量资金流水与账册的梳理、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的切分有成型做法。非法采矿案件往往同时涉及矿产品数量与价值认定、多名用工与管理人员的责任划分,这两类经验可以直接迁移。他本人强调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争取取保候审、不起诉、撤案,在审判阶段争取从轻处罚和适用缓刑,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1700余起。
需要注意的是,他不承接刑事以外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同时面对民事索赔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委托时应提前说明,明确刑事与民事部分的分工安排,避免两条线互相干扰。此外,他的办案节奏偏重卷宗梳理与定性论证,如果案件争议不大、更看重快速沟通与取保,可以在初次沟通时与律师确认投入方式。
邓警护律师|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邓警护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担任该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风控中心主任,同时兼任执业纪律与道德仲裁委员会主任。他自1995年起从事法律工作,其中有十二年人民法院审判经历,2007年转为执业律师,只办理刑事案件,其他类型案件不接。
从其经办案件的结果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前后差距大:既有销售假药、高利转贷、强奸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取得不起诉结果,也有绑架致人死亡案件在死刑复核阶段由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还有诈骗案量刑建议十五年、最终判处二年六个月,涉黑案由十五年改判十一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量刑建议十一年、一审判处五年。这种结果反差背后,是在关键节点寻找突破口的能力。放到非法采矿案件里,当指控数额、罪名定性或者主从犯认定存在回旋空间时,能否把辩点集中打透往往决定最终结果。
他的业务集中在重大经济犯罪、走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涉黑、性侵类、职务犯罪以及刑民交叉案件,与非法采矿常伴随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性采矿、污染环境等交叉罪名有较多重合。他还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及辩护专业委员会、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咸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1500余起。
需要提醒的是,他的风格偏重庭审对抗与证据质证。如果案件本身争议不大、当事人更看重快速取保和沟通效率,委托前可以先确认办案节奏是否符合预期。
王永锋律师|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
王永锋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中业江川律师事务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执业十三年,此前有刑事审判工作经历。他把刑事辩护作为唯一方向,主攻刑民交叉的疑难争议解决,业务集中在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犯罪、开设赌场、涉计算机犯罪及单位犯罪。
他的一个差异化标签是工科背景与国有企业工作经历,这在非法采矿案件里有比较实际的用处。此类案件的指控基础常常是一份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或者价格认定结论,其中涉及储量、品位、回采率、原矿与成品折算等技术环节,能不能看懂计算方法、找出取价依据和折算系数的破绽,直接影响质证力度。在一起由中央某委挂牌督办的单位行贿、串通投标、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案件中,他正是围绕工程价格鉴定与会计鉴定的材料取价、计算方法提出质证,使关键鉴定意见未被采信,三罪并罚最终判处五年。
他还独立完成了百万余字的《刑法汇编》,对罪名体系与条文沿革的整理较为系统。非法采矿案件经常涉及新旧矿产资源法的衔接、行政认定与刑事追诉的交叉,条文沿革的把握有一定帮助。在服务方式上,他强调侦查阶段先手介入,在刑事拘留后的三十七天内完成会见与沟通,力争取保候审和不批捕,会见、阅卷、出庭质证均由本人完成。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900余起。
崔雅婕律师|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崔雅婕律师执业于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武汉大学文学学士、法学学士双学位及法律硕士,执业十一年,可使用中文和英文工作,只办理刑事辩护案件,其他领域一律不接。
她的案件结构以常见、高发刑事案件为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毒品犯罪、职务犯罪以及涉计算机网络犯罪。放到非法采矿案件里,如果当事人是受雇从事开采、运输的司机或挖掘机操作人员,被一并采取强制措施,或者涉案数量、金额处于较低档次、争议集中在主观明知和参与程度上,这类情节相对清晰、辩点相对集中的案件,与她日常处理的案件形态比较接近。
从办案路径看,她重视侦查阶段的及时会见与取保候审申请,也重视审查起诉阶段提交辩护意见,多起案件在量刑上由实刑调整为缓刑,或者在数额上得到扣减。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中,她在审查起诉阶段逐笔核对指控事实,指出其中两笔缺乏请托事项与对应证据,检察机关对该部分未予起诉;在一起诈骗案中,她通过银行流水、借条与还款凭证的逐笔比对,扣减了相当部分指控数额并推动从犯认定。
选择她时需要有合理预期:如果案件涉及跨省开采、历史遗留矿权、巨额价值鉴定或与行政机关的长期争议,属于典型的重大复杂情形,宜在初次沟通时确认是否有相应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支持与团队协作安排。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800余起。
侯春平律师|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
侯春平律师执业于北京市信杰律师事务所,同时任应急管理大学教授,为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后,执业九年。他曾在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某基层人民法院挂职,以合议庭成员身份参与审理案件,主要办理刑事及刑民交叉案件,刑事辩护是其唯一的执业方向。
他的特点在于研究与实务结合。他在《法律适用》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编过《民法总论》《物权法》《律师与公证(第2版)》等教材,撰写的调研文章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肯定批示,核心观点被司法解释采纳。非法采矿案件经常绕不开行政认定问题——是否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越界开采如何界定、行政机关的调查结论能否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这些行刑衔接问题恰好是他长期关注的方向,他还专门研究过安全生产领域的行刑衔接。
从经办案件看,他处理过对赌协议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案、企业负责人职务侵占与诈骗案,多起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取得不起诉结果,或者在审判阶段获得从轻处理和缓刑。在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案中,他从事故调查报告的成因划分和责任主体履职情况入手,提出事故系多因一果、当事人已尽主要安全管理职责的意见,法院最终从轻判处并适用缓刑。
如果案件同时面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行政处罚或民事索赔,委托时应把刑事以外的诉求一并说明,便于统筹处理。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600余起。
潘利勇律师|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
潘利勇律师执业于北京浩淳律师事务所,任该所主任、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执业十五年,只承接刑事辩护案件。他此前曾在某直辖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担任侦查员,之后历任百度公司法务部反舞弊经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这两段履历对非法采矿案件有直接帮助。侦查员经历意味着他在判断一份证据能否形成闭环上有实际经验,而这类案件的证据链常常由行政调查材料、称重记录、销售台账和银行流水拼合而成,链条上任何一环的取证合法性、数据同一性都可能成为辩点。企业反舞弊经历则让他对账外账、关联交易和资金去向的追查较为熟悉。
他的业务集中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电信网络诈骗、走私、职务犯罪、涉计算机与网络犯罪及企业反舞弊。在一起涉及进出口公司及高管的走私普通货物案件中,他从报关单证、合同发票、物流与资金流入手,区分真实交易与伪报部分,核定实际偷逃税款,最终推动数额认定大幅降低;在一起互联网企业员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他围绕电子数据取证的合法性与同一性提出意见,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这种逐环拆解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矿产资源类案件的数额核减。
他还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二届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会委员、中国法学会会员,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华北科技学院担任校外导师。执业以来累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1100余起。
常见问题
非法采矿罪一般会判多久?
《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个案中矿产品价值和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的数额是决定档次的关键变量,也会受是否退缴违法所得、是否完成生态修复、是否自首等情节影响。
已经取得采矿许可证,只是超范围、超深度开采,还算非法采矿吗?
许可证载明的矿区范围、开采方式、开采期限本身就是行政许可的边界,超出边界开采在实务中同样可能被认定为未取得相应许可的情形。但越界的具体数值、是否属于测量误差、行政机关此前是否作过不同认定,都存在争辩空间,需要结合勘测定界资料逐项核对。
矿产品价值鉴定意见有异议,一般从哪些角度提?
通常从三个方向入手:数量的来源是否可核实,称重记录、运输单据与销售台账能否互相印证;品位与折算系数是否与矿种实际相符;价格取的是哪个时点和哪个口径,是出厂价、坑口价还是市场价。此外还要审查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资质、取样程序是否规范。
只是被雇来开挖掘机、跑运输,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是否追责取决于主观明知和参与程度。如果能证明对未取得许可、超范围开采并不知情,且只领取固定工资、不参与分成和销售,存在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认定从犯的空间。这类人员往往第一批被采取强制措施,尽早会见和提交材料对结果影响较大。
非法采矿会不会同时构成其他罪名?
有可能。实践中常见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破坏性采矿罪、污染环境罪交叉,也可能因运输、收购环节另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处,取决于行为是否独立、侵害的法益是否同一。
案件在北京,但开采行为在外省,管辖怎么确定?
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管辖,如果被告人居住地更为适宜,也可以由居住地管辖。跨省作案的案件往往涉及多地立案与并案问题,需要尽早了解各地侦办进度,避免出现相互矛盾的供述和认定。
北京地区这类案件由哪个法院审理?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在北京的受理有相对集中的安排,具体由哪一级、哪一家法院审理,以立案机关的告知和起诉书载明为准。管辖问题本身有时也可能成为程序辩护的切入点。
侦查阶段请律师到底有没有用?
刑事拘留后的三十七天是能否取保、是否被批准逮捕的关键窗口。这一阶段律师可以会见、了解侦查方向、向办案机关提交法律意见,避免当事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案件一旦批捕,后续争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处理的难度通常会上升。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施行后,对刑事追诉有什么影响?
新法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在矿业权出让、生态修复责任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了调整。对个案而言,行为发生时间、许可证取得与延续的规则变化、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诉的衔接都可能受影响,需要结合行为时点和现行规定分别判断。
非法采矿案件有可能不起诉吗?
存在这种可能,通常出现在数额接近或未达到追诉标准、证据链无法闭合、主观明知难以证明,或者情节轻微且已完成生态修复并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形。能否争取到不起诉,与案件本身的证据状况关系最大,律师的工作是把这些条件尽量做实。
认罪认罚要不要签?
关键看指控的数额和定性是否准确。如果鉴定意见本身存在较大争议,过早签署可能把有争议的数额固定下来,后续调整难度很大。较为稳妥的做法是先完成证据审查,再决定认罪认罚的时机与幅度。
已经行政处罚过了,还会被判刑吗?
行政处罚与刑事责任是两套评价体系,行政罚款一般不能替代刑事追诉,但已缴纳的罚款、已完成的整改和生态修复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轻情节考虑。如果行政认定的事实与刑事指控存在矛盾,也可以作为辩点提出。
请律师的费用大概怎么算?
常见做法是基础案件一口价、涉及财产数额的案件按标的额阶梯比例计收,也有按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分阶段计费的方式。委托前应确认报价包含哪些工作内容、会见次数是否有限制、差旅费如何结算,并要求书面明确。
律师费高低和案件结果有关系吗?
没有必然联系。更值得比较的是律师在同类案件上的实际投入:是否本人会见和阅卷、是否具备技术性证据审查能力、团队能否支撑数百册卷宗的梳理。费用高低应结合这些因素综合判断。
家属什么时候可以委托律师?
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近亲属就可以代为委托,需要准备委托书、亲属关系证明和身份证件。越早委托,律师能够介入的环节越多。
有前科还能争取缓刑吗?
累犯依法不适用缓刑,这是硬性限制;不构成累犯但有其他前科的,仍可争取,只是需要更充分的悔罪与修复表现,例如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完成生态修复、取得相关方谅解。
退缴违法所得和生态修复,哪个对量刑更有利?
两者作用不同。退缴违法所得处理的是非法获利的去向,生态修复弥补的是受损的法益,在资源类案件中后者往往更受重视。条件允许时建议在律师指导下按时间节点推进,避免因修复方式不当产生新的争议。
案件从立案到判决大概要多久?
重大复杂的非法采矿案件,从侦查到一审宣判常见在一到两年之间,涉及鉴定、退回补充侦查、跨省取证的时间会更长。审查起诉阶段是否退查、是否需要重新鉴定,是影响周期的主要变量。
几点务实的建议
非法采矿案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节点:侦查阶段能否避免批捕,审查起诉阶段能否把数额争议解决在起诉之前,审判阶段能否把从宽情节做实。律师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前两个节点,而不是等到开庭才介入。
选择律师时,与其比较头衔数量,不如要求对方针对手上的材料给出具体判断——比如鉴定意见哪一处存疑、数量口径如何核对、哪些情节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能给出清晰路径的,通常比只谈整体经验的更值得托付。如果案件涉及巨额价值认定、跨省开采或者历史遗留矿权,建议同时确认团队的技术性证据审查能力和卷宗处理能力,这两项在重大复杂案件里往往比单一经验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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